选择:我的1977

传记文学杂志社2021-04-04 08:14:23



我们1950年代生人,在今天隔着四十年的日子往回看,再怎么着也不可能体会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千年如一日,循环往复的神仙洞府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强大有力,以致个人渺小如蚁,全凭时代巨浪的裹挟而沉浮。有人用了系列被动语态总结这一代人的遭际是被停课、被下乡、被下岗。


所以,1977年高考对于我最深的意义,与其说是改变命运,不如说是开始有了自己人生的选择权。


在我们那代人里,我比较特殊。本来我应1972年毕业,别无选择地与同学们一起上山下乡。但我生活的地方鞍山市,除了全国知名的炼钢厂,还有个全国知名的话剧团,“文革”前曾是全国四个红旗剧团之一,其导演和主要演员不少都是苏联艺术家的亲炙弟子,戏剧学院科班出身的表演艺术家,当时正筹备参加全国话剧汇演,急需为参赛剧目《沸腾的群山》招收一批青年演员。如果不是话剧团导演求“贤”若渴,不辞辛劳地跑到各个中学去选演员,我是不可能报考的,因为我从未有过做演员的念想,即使那时当兵和进文工团是我们唯有的两条出路。


我的一点儿文艺细胞都是“文革”时期领跳“忠字舞”培养起来的,现在想想,这场全民参加的群众狂欢也是一次艺术化的政治操练吧,不知能否与从延安扭到大都市的秧歌运动相比附。如今广场大妈的劲舞可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是自发的养生集体操而已。仅此可见,一直到“文革”结束前,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都尚未走出革命与战争的年代,告别这样的年代所养成的群众动员方式。


尽管班主任积极推荐,但我弱不禁风的身形完全不符合《沸腾的群山》所要求的工农兵形象,这让招收的老师颇费踌躇。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考试,我也为逃避上山下乡,使出浑身的解数刻苦练功,终被选中扮演一个被共军打得狼狈逃窜,穿着高跟鞋一跑一过的娇小姐,虽然这段戏最终被整个删除,我却幸运地留下来做了一名“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战士”,这个称号是话剧团培训班结束时,老演员郑国孝老师在笔记本上为我写下的赠言。


1977年知道大学恢复招考消息时,我已有五年艺龄了。虽然一直在因自己的不健康形象而自卑,却也排演了不少陪衬正面人物的小资产阶级角色:如《年青的一代》中那个贪图城市享乐,不愿男朋友林育生去艰苦地质队工作的夏倩茹;《风华正茂》中那个一直在党的教育事业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间摇摆不定的李燕老师。甚至也扮演过几个正面形象的小角色,像《万水千山》中的小战士、《八一风暴》中共产党铁军女秘书等等。“四人帮”刚一倒台时,敏感的老演员就悄悄和我说,从此可有你的戏演了。


作者参加《八一风暴》演出剧照


后来,鞍山市话剧团的确出过几位大名鼎鼎的优秀演员,如饰演87版《红楼梦》林黛玉的陈晓旭,以出演《大宅门》二少爷一举闻名、现仍活跃在电影电视及话剧舞台的表演艺术家毕彦君,还有北京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余声等。我和毕彦君是被话剧团同一批录取的学员,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从小的理想居然就是当演员,真正是既有少年得志之幸,又获大器晚成之功,而我们都缺少诚意,勉从“艺”穴暂栖身。


恢复高考的消息使我早已被冰封的儿时梦想又开始跃动。实际上,虽然从小就写过长大了要做什么的作文,但我们所受的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安家的教育,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共同命运使我们从未敢认真面对长大以后要做什么的问题。没有前途,看不到未来的虚空感是我对那个时代最切身的痛苦记忆。所以,每当谈起现在还是过去的社会好时,我即使根红苗正,也从未怀恋过那个所谓平等的年代。


我参加高考的动力,源自儿时看到邻居姐姐塞满两排课本大书包时而生的艳羡,那是发自内心的向往,不知是否可算作“读书种子”的征兆。而我真能付诸行动,则要归功于中学同学黄媛阳。我俩也是曾全国闻名的空一师部队大院的近邻,她插队下乡尚未回城,所以高考更是她义无反顾地要抓住的机会。她从乡下回来全力以赴地投入复习,让我沾光不少。


本来我和她一样是想报考医科大学的,白衣天使是我们那个时代最神圣的职业。虽然借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我也曾好好学习过,甚至不止一次夺得全年级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但我们这一代的基础教育毕竟是在停课闹革命中胡乱度过的,不仅中小学教育是残缺的,高中教育更未能完成。如果参加高考,不仅要复习以前学过但早已忘掉的各科知识,还要补学未曾学过的高中课程。考虑到自己还要排练演出,根本没有脱产复习的可能,只好报考文科。


上大学填报未来志业,现在习以为常,但在1977年时几乎每个参考的人都是孤注一掷,权且一试,至于学什么,做什么倒不是重要的,因为只要考上,就能回城。这样说,和歧视农村无关,而是长期城市剥削乡村所造成的鸿沟所致,普遍的人心所向反映的是消灭城乡差别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未能落实。


作者(摄于1977年)


可怎样准备高考?我们都已毕业离校多年,没有现成的复习材料,也不知试题的路子,能求助的只有中学老师。黄媛阳和我一起找到班主任唐桂兰老师,请教考试的秘笈,她所指点的几句话,几乎可以说帮我押正了题。


1977年的考题都是各省自己命题,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辽宁省试题满透着友好,出考题的人似乎就怕难为了考生。像我没有复习完高中数学的人,只要我学过的就能做出,答不出的就是未曾学的,根本没有难题的纠结。语文试卷也是往我们手里送,作文两道选择题:《在沸腾的日子里》和《谈青年时代》,都属“大筐式”,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题目。我遵照唐老师的指点,草拟了一篇记叙文和一篇议论文,凭这两篇文章,开头结尾调整一下,基本就可以套进第一作文题了。难怪我竟能在考场上文思泉涌,发挥得激情澎湃!是啊,这样的题目太贴心了!而且在百分的试卷中占到了60分。


最让我后悔莫迭的是文科史地考试。本来我遵照老师的指点,已经画了一张中国地图,然后再将各省的名字填充进去,没想到这个练习正正地撞上了一道题。因为在网上没搜到这年的史地试题,我只能凭记忆述其考点。该题画了一个中国地图,各省有形无名,其中又横贯一条长长的弧形雨区分界线,让答出所经过的省份。对于已经有备的我来说,这简单是白送的题呀,可问题就出在我天生是个不辨左右,方向感极差的路痴,面对这已经画过不止一遍的中国地图也犯糊涂,竟然在关键时刻模棱两可了,真是自恨得跺脚。


不知其他同年是否也像我有这多运气,当然也不能不诚实地说,大部分考题还是需要日积月累功夫才能应付的,书到用时方知宝啊。像政治科的考试,我记得不少答题都要归功于自小熟读毛泽东著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唯物辩证法。更何况在话剧团工作的五年,一个紧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即使是跟风写大批判稿,开会谈学习体会,交流心得,也是一种学习,无形中都锻炼了我的语文能力。特别是我们的业务学习,如剧本分析,诗歌朗诵,偷偷观摩经典剧作演出的录音录像,还有私下传看文学名著,都是让我受益终生的文艺修养的积累。 


我记得每当新剧目排演前,我们都要认真通读几遍剧本,按照导演要求将剧中人物自己说了自己什么,别人说了他什么,一一摘录,由此揣摩角色的性格,分析每一句对话背后的潜台词,人物的贯穿动作,几经往复,台词也就能脱口而出了,根本不用专门背诵。接着又是对台词,在与对手的交流刺激中掌控语调语气的轻重缓急。至于实地排练时,更要为每一次登场设计人物在幕后做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走到舞台上来的?导演的严格要求实际上就是在为我们这些年轻演员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表演课,调动一切手段使演员在舞台上能够沉浸在角色感情之中,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生活。这种投入式体验式的训练,不仅能帮助我进入角色人物,也有助于增强艺术感受力。文学也是如此,深入地体验与感受文学境界是进入分析研究工作的导引与归宿。而文本对心灵的震撼力,从来都是我判断艺术高下的标准。至今我灵魂深处仍埋藏着读过托尔斯泰《复活》后的感动,它使我真切地体验到“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的力量,这个“天道人心”的存在就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与使命,文学性质的华美与伟大。也许同样是这份感动带来的信慕,让我冥冥中选择了中文专业,当时我只填报了一个志愿——辽宁大学中文系,这是我们省文科的最高学府。


当最后语文一门考完后,已监考两天的老师走过来,单问我报了哪所学校,我隐隐窃喜,感觉考上有望了。果然不出所料,我和黄媛阳皆大欢喜,都如愿以偿。她被华北理工大学临床医学院录取,毕业后在大连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到退休,兢兢业业,不知将多少小生命平安护卫到人间,真正践行了我们那一代人对白衣天使的信仰。


我们这届考生由于备考时间短,拼的还是底子,据参与判分招生工作的老师说,录取名单一到,属于哪校的学生基本上哪校的老师都知道,因为他们大多曾经是名震学校的尖子生。据说,辽宁省平均录取率是百分之二到三,文科考生录取率仅达一百六十分之一。我已记不得当年自己考了多少分,只有一个印象,就是如果报考理科,即使我所惧怕的理化卷一分不拿,也达到医学院的录取线。也许大家报考时的想法都和我一样吧,致使文科与理科的录取分数相差如此悬殊。


现在,大家都把1977年的恢复高考笼统地看做“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的象征,不知是经过几十年的转折发展,其路向已经明确得不必谈,还是复杂得不好谈了。但这个拐点中的一个意义是确定无疑的,即从“文革”时期的非正常社会开始转向正常社会,教育的恢复高考正是社会转向正常化的表征。所以,不必过高评估,也不必过高寄望七七级的大学生,尽管他们是从积累了十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中进行的选拔,有着空前绝后的低录取率。尽管他们入读大学后,也有着空前绝后的学习热情,记得当时校园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将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废寝忘食,大有人在。但问题是过去的时间是补不回来的,非正常化的干劲也难以持续。对于七七级能在大学任教的我们来说,即使从未松懈,但我们的软肋仍是“文革”时期欠下的童子功。七七级中不乏杰出人才,不过这也正像紧跟其后的各届毕业生一样,“江山代有人才出”,属于社会正常运转中的必然。


我从“读书种子”成长为“读书人”,与从政从商从文的其他行业同学一样,在一个可以选择的时代,循己所好,尽己所能,各得其所。经过四十年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七七级的光环已经消融在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之中。今天敢说自己是“读书种子”,是因为已不附带任何自负自夸的信息,社会的多元发展已使纯学术研究专业日益边缘化,小圈子化。今年,我们学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居然清一色的女生。不知这是不是社会偏至发展的又一个征兆。


(责任编辑/崔金丽)

(本文刊于2017年第10期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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