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帝本可以顽强抵抗,但一场悲剧的发生,让崇祯不得不上吊自尽

中瀚博雅国际文化2019-04-15 15:45:25

1644年3月15日,李自成亲率大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明朝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北京城失去了最后的屏障。

此时的北京城刚刚饱受鼠疫的蹂躏,这场烈性传染病首先出现在山西的兴县,然后经大同,传播到潞安,接着传播到陕西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鼠疫已扩散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到崇祯十六年,也就是1643年,北京城也发生了鼠疫。

这场瘟疫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地方志上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北京城也好不了多少,到了崇祯十六年四月,北京每天死人上万,城门都被运棺材的队伍堵塞了,沿街的居民,死亡比例高达十之六七,街上连玩耍的小孩都见不到了。

数据统计显示,北京共计20万人死于鼠疫,而当时北京的人口总数在80万到100之间,也就是说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亡。当时的北京城到处流传着白衣人勾人魂魄的说法,一到晚上,老百姓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

紫禁城也未能幸免,刚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人由于死人太多,加上国库空虚,这笔抚恤也取消了。

当时守卫北京城的军队,名义上有10万,其实剩下不到一半,按照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能上城墙防守的士兵,连一万人都凑不齐,守城将官实在找不到人来守城,崇祯只好抽调三年太监上城墙。

李自成进攻北京的时候,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一个士兵,而且都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至于李自成是如何进入北京的,有人说是因为太监曹化淳开城门,其实这是无稽之谈,当时的宫中侍卫王世德明亡后著书《崇祯遗录》,书上明确说:“野史云宦官献城,非也”。当时守城的3000太监作战还算勇敢,基本上都牺牲了。

李自成进入北京的时候腺鼠疫基本平息,肺鼠疫的传播需要较低的气温条件,而当时已经是三月份,天气转暖,肺鼠疫因此未能流行。

如果没有这场鼠疫,北京城就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从而等来吴三桂等人的救兵,对李自成的军队形成合围之势,当时李自成的军队只有三万人,没有后勤补给,结局如何,很难预料。

堂堂大明王朝,竟然惨到连守城墙的士兵都凑不齐,真是让人不胜唏嘘。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死因成谜!竟跟这个女人有关?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公元1227年,66岁的成吉思汗铁木真领军征讨西夏,但也就在这一年,这位铁血可汗却突然去世。铁木真戎马一生,身体状况远胜于久居深宫中的皇帝,他为何会在征战途中突然暴毙身亡?

孛儿只斤·铁木真

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被雷电击中身亡。蒙古人迷信“不孝子会被雷电劈死”。铁木真曾因年少时和异母弟弟挣抢食物,竟不甚将其误杀,将母亲气成重病,所以在母亲去世后一直比较害怕打雷闪电。征讨途中,铁木真误入雷区,遭雷击身亡。不过这种说法禁不住推敲,一般被认为是后代小说家对他的恶意抹黑。

被雷电击中身亡

第二种说法,遭马踩踏身亡。根据历史资料《蒙古秘史》的记载:行军途中,成吉思汗的马突然间发狂不受控制,于是被甩落在地,然后又被后面追上来的马重重踩了几脚,身体受到重创,最终不治身亡。这种说法的可信度也不高,成吉思汗戎马一生,几乎可以做到在马背上吃饭睡觉,要说被马甩落又被马踩踏致死,这种可能性很小。

遭马踩踏身亡

第三种说法,被箭射中膝盖而亡。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成吉思汗在指挥军队进攻时,不幸被箭射到膝盖,后来不治身亡。这种说法一看就是胡乱编造,首先以他的地位,不需要冲锋陷阵,身边必会有人保护,中箭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射中膝盖,也不至于会导致死亡。

被箭射中膝盖而亡

第四种说法:被窝阔台毒死。根据俄罗斯关于金帐汗国的历史资料记载,成吉思汗是被窝阔台毒死的。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术赤和察合台两人为了争夺汗位,都想把对方搞掉。因此,成吉思汗选定窝阔台作为王储。但后来又对窝阔台不太满意,就想改立心爱的小儿子拖雷为王储。窝阔台知道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成吉思汗的酒中下毒,将其毒死。“中毒致死”在民间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铁木真是被俘虏来的西夏王妃在陪寑时,下毒而死的。

孛儿只斤·窝阔台

这第五种说法,也跟西夏王妃有关。据《蒙古源流》记载,成吉思汗攻打西夏,西夏乞降,并按照要求献上了一批美女,其中就有容貌绝美、性格刚烈的西夏王妃。当成吉思汗召幸她的时候,王妃面对着这位让她国破家亡的男子,十分痛恨,一口便咬掉了他的重要部位,当场血流不止,太医极力抢救,依旧无力回天,不幸身亡。

成吉思汗病逝

这种说法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曾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同,乾隆把《蒙古源流》一书视为珍宝,并将其编入《四库全书》。

成吉思汗强占的女子很多,在被逼入绝境的情况下,刚烈的王妃做出如此举动,也可以理解,且历史上关于其去世的记载非常简单,因为不可明说。

蒙古攻打西夏

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国对已经投降的西夏展开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西夏无数建筑被毁,皇族中人全部被灭,文字记录被焚,整个西夏文明被蒙古国彻底催毁。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他们如此赶尽杀绝?恐怕与成吉思汗的死脱不了干系吧。

曾国藩:你的小聪明最终会害了你

有一种聪明,破坏规则,投机取巧,奸诈,这就是小聪明。之所以称之为小聪明,是因为这种聪明为大格局人所不齿和不屑。 

大家都在排队,聪明的人却能“找关系”插队。小聪明最大的特点在于,不惜破坏别人的利益,损害社会公德,专门为了方便自己,获取私利。把占人家便宜看成聪明,把奸巧看成能力强这本质上就是不守规则,玩弄手段,是一种圆滑和世故。 

民国出了一个极其精明之人叫李宗吾。他总结古往今来成大事者的规律,最终写成一篇雄文《厚黑学》。将成功的经验总结为两点:脸皮要厚,心要黑。厚黑的最高境界是:脸皮至厚而无形,心至黑而无色。 

然而,小聪明只会遮蔽大智慧,让人格局狭小,厚黑学之流终是我们修行的小道,外道。小聪明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看问题,他们表现的聪明伶俐,会说话会办事,伶牙俐齿,机灵敏捷,善于伪装,有种随风而动的轻巧,有种趋炎附势灵动,有种你能千变万化,我能随机应变的聪慧。 

有人说:小聪明是细节,小聪明是近观,小聪明是装饰,小聪明是花草,这种聪明是表面上的,是很容易被别人觉察到的,就像一幅画,让人一看就喜欢,但只是一时的喜欢而已。 

小聪明的人,总是专注眼前的利益,办事没有原则,以为自己处处占尽便宜,而其实这是自己缺乏大智慧,没有大格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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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就是最高的聪明

 曾氏一族的天资并不出色。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笨得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过关。曾国藩的资质也不算上乘。 

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可以说得益于他的“笨”,而非聪明。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曾国藩的父亲知道儿子的根器,从小就要求他下笨功夫。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击打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 

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下笨功夫、苦功夫,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所以,“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 

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说:“打仗要打个稳字。”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指导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宜)”。别人以巧似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 

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曾国藩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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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聪明”,智者守愚

小聪明虽然流毒甚广,却为古代先贤所不屑。从《易经》到《道德经》和儒家思想,先哲们看中的是厚德、厚道和仁义。 

大智若愚、抱朴守拙,向来是中国哲学中的最高智慧,强调做人与其处事圆滑,还不如保持朴实、愚拙的个性。而民间总结出来的经验则是“傻人有傻福”。 

做人不要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反而砸了自己的脚。 

聪明过头的人,往往不能长久。《红楼梦》中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韩非子·说林》中说,巧诈不如拙诚。做人不要太聪明,聪明人总是精于算计别人,却很少考虑自己的不足,这是聪明人最大的弱点。聪明人只会计较得失,失去生活的乐趣。许多人功成名就,但做人却很辛苦。成天防这防那,把心都吊在了天上,每日里算计你算计他,却往往把自己给算丢了。 

常言道,傻人有傻福;厚道是最高的精明;机关算尽,不如厚道仁心。聪明人百般算计,常常在紧要关头输给了一颗善良、淳朴的心。而厚德,厚道、宽厚,守愚、肯吃亏,能容人,才是人间正道。


德国人收藏的中国宣传画

来源|盖昭华的搜狐博客


德国有种名为GEO的地理人文性杂志,最近一期是介绍近现代中国的。我在达姆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就翻开来看看,自我感觉里面不少照片和宣传画很有意思。



设计者:哈琼文  翁逸之   1960年1月


中国人似乎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到现在依然如此,就是捧人就把他捧的老高,贬人就要把他贬的一无是处,从来就不从一个客观的角度看问题。我前段时间在网上东看西看的,看到一哥们爆料说王洪文在审讯的时候被虐待过,没什么事实依据,但想想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虐待致死,王洪文怎么就不可能呢?况且那老兄那么老早就英年早逝了。


我在德国早就听说过一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汉学系教授,名为 Stefan R. Landsberger的,在上世纪70年代就喜欢收集中国的政治宣传画,截止到现在,怎么着也有几百上千副了。此人曾经出过相关的书籍。今天就把他收集的,建国后到76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极左年代时的宣传画,部分的展示给大家,我估计很多画老一代的人应该有印象,年轻人就好好学习学习。当然了,很多人是出于艺术价值的考虑去收藏这些画,事实上很多文革时期的宣传画现在确实已经非常值钱了,这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

设计者:徐灵  1950年


设计者:赵延年  钱大昕 1953年10月


设计者:胡今叶 1955年1月


设计者:佚名 1955年


设计者:翁逸之   1956年5月


设计者:田郁文  朱章  1958年10月


设计者:佚名  1960年


设计者:钱大昕   1965年4月


设计者:毕成 1956年9月


设计者:李平凡  平野  1958年7月


设计者:杨文绣 1959年12月








 1966年,作者不详


设计者:佚名 1968年11月


设计者::佚名1967年


设计者: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美术组  1966年


设计者:佚名  1967年1月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传队


设计者:佚名  1968年4月


设计者:王晖  1967年


设计者:上海红旗机械厂革委会  1969年12月


设计者: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 王肇达供稿  1969年5月


来自: 视觉志

设计者:驻沪海军航空某部东海红  1971年1月


设计者:吉林省电影发行公司革委会供稿  1971年6月



设计者:佚名  1967年1月



设计者:佚名  1966年


设计者:华北民兵编辑部  1972年纪念毛主席大办民兵师指示二十周年宣传画之二


设计者:佚名  1966-1967年


设计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7年5月


设计者:哈琼文  1965年7月


设计者:佚名  1967年



设计者:王永强  1977年1月


设计者:佚名  1976年

设计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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