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在法国

法兰西之友2019-05-19 04:16:28

封面图片: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潜心校译《红楼梦》的华幽梦修道院(Abbaye de Royaumont)


一九八一年九月,《红楼梦》法文全译本在巴黎首次出版。这是震动法国文学界、汉学界的一件大事。巴黎及近郊各大小书店都以显著的地位陈列这部译著;许多专门销售东方文学的书店,还召集了文艺爱好者及汉学家的集会,介绍中国这部古典文学名著;法国各大报章、杂志也相继发表评介文章,盛况可谓空前。法国一家杂志曾这样指出:“中国十八世纪末叶五部古典名著中最优秀、最动人的一部小说的全译本的出版”,无疑是一九八一年法国“文学界的重大事件”。确实,由李治华及其法籍夫人雅克琳•阿雷扎艺思(Jacqueline Alézas)历经数十年辛劳译成的《红楼梦》法文版的问世,不仅是一九八一年法国文坛令人赞叹的盛事,而且也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值得称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有些海外论者,将《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出版,比之为“无异以祖国河山,在西方开辟出一个新天地”。


《红楼梦》这部独步世界的古典名著,何以在它问世两个世纪以后才有法文全译本?而这部法文译著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和成就?它的出现究竟有些什么意义?本文仅就这几方面的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一、《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产生


虽然1964年法国出版了阿尔梅尔•盖尔内(Armel Guerne)从弗郎兹•库恩(Franz Kuhn)的德文节译本转译的《红楼梦》法文本,但人们从这本节译本中不能了解原著的全貌,当然无法对它进行研究。这对向来享有欧洲汉学中心之称的法国来说,不能不是个“令人痛心的空白”,难怪有些论者不无讽刺地这样写道:“巴尔扎克和斯汤达的全部作品,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译成了中文。而被称为‘武器与法律之母’的法国,曾荣幸地参加了圆明园的洗劫,但两个世纪以来,却无暇顾及到这部世界性的名著,我们真该为生在这样的国家而感到自豪。”一九八一年李治华、雅克琳•阿雷扎艺思的《红楼梦》全译本问世,才填补了这个“空白”。


正如产生一部伟大的作品一样,翻译一部伟大的作品也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红楼梦》的外文译介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和较长时间的准备之后,到本世纪中期在西方才有全译本。欧美第一个全译本是苏联人费•阿•巴纳楚克(V.A.Panasyouk)译的,这个本子出现得较早,但也已是五十年代后半期的事了(俄文《红楼梦》全译本,莫斯科1958年版)。英文全译本是在近几年内才有的,这就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英籍夫人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1978--1980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和英国的大卫•霍克斯的《石头记》(企鹅古典丛书,1970--1980年伦敦版),霍氏的译本至今才出了前八十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全译本问世之前,就有不少人为译介《红楼梦》作过种种尝试,最早的是一八三○年英人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他译出了小说的片段。到一八九三年才出现了H•本克拉夫脱•约里(H•Bencrat Joly)的《红楼梦》第一个英译本,而这个本子只译到五十六回。


《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译者经过多方面的长期准备,特别是与法国汉学家进行长期艰苦的合作的结果。担任主译任务的李治华先生,青年时代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伏尔泰学院(文学院),他在中法大学受益于本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Andree d’Hormon)等导师的教育,在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大学时代起他就陆续译过缪赛、维尼、拉马丁、鲍德莱尔、蓝波、凡尔伦、马拉美等人的诗篇。一九三七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法大学,被保送到法国继续深造,一九四三年他获得里昂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此后就长期旅居法国,先后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第八大学从事中法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同时先后翻译并出版过艾青诗选《向太阳》、鲁迅《故事新编》、《忍字记及其他元杂剧》、巴金的《家》等。这些可以说是为译介《红楼梦》作了多方面的扎实的准备。跟李治华先生合作的是他的忠实伴侣雅克琳•阿雷扎艺思女士,她是法国享有盛名的巴黎女子师范大学文科毕业生,获得大、中学校教师鉴定考试学衔之后,一直从事法国文学的教学工作,有了这位既酷爱中国文化又熟谙法国文化的贤内助作帮手,这是李治华翻译《红楼梦》的重要条件,因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外一种语言的工作。想要做好这种工作,必须同时精通起点语言和终点语言。具备这个条件的人极其稀少。”李治华先生与雅克琳女士的结合,正好符合这个条件。担任法译本的校阅者是李治华青年时代的导师,中法大学创办人之一安德烈•铎尔孟先生,他曾任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主讲法国诗歌、戏剧、和中译法的翻译课程,是一位知识渊博、通晓中法两国文学的知名学者。他在北京住了四十八年,《红楼梦》开译之际,他正好告老还乡,回到巴黎,在北郊环境清幽的华幽梦(Royaumont)修道院定居下来。由于铎尔孟先生本人是位诗人,十分精通法文格律诗,再加上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的高深修养和特有的领悟能力,他在修润《红楼梦》法译本贡献最多的地方,便是诗词部分,他以诗人的技巧对译文精工琢磨,为译著增添独异的光彩。没有铎尔孟的修润,《红楼梦》法文版的问世同样是难以设想的。就这样,李治华先生在他的伴侣雅克琳女士和他的老师铎尔孟教授的协助下,进行了翻译史上罕见的、艰苦的“长征”。从一九五四年冬开始,李治华每星期一次带着译稿去华幽梦国际文化中心见他的老师,专门商讨《红楼梦》的修改工作,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暑期他还搬到文化中心去住,以便有充足的时间讨论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师生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经过十个年头艰苦而密切的合作,他们终于完成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修改工作,但铎尔孟先生对修改稿仍不满意,又开始第二次细心的推敲,并且越改越细,使得教科文组织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罗歇•卡约先生(Roger Caillois)发愁地对他说:“你越改越多,教科文简直无法给你付钱。”这位汉学家回答道:“我不要钱,我要改。”当他修改到第五十回时,不幸溘然长逝,铎尔孟先生的未竟之业,便由李治华夫妇担当起来,经过他们双双通力奋斗,《红楼梦》法译本终于于一九八一年脱稿梓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译著的产生是中法两国学者长期合作的结果,是历史悠远的中法文化交流的产物。


我们应当指出,《红楼梦》法译本的产生跟译者的学识、才力和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广泛而坚实的社会知识是很难胜任《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巨著的移植工作的。译者李治华先生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人家,其父精通英文,对中国文学有深厚修养,曾用古体形式翻译并出版过英国湖畔派诗人的诗集。李治华在这样的环境从小受到了中、西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翻译《红楼梦》打下初步基础,而他大学时代和长期旅居法国所积累的丰富知识,则是他能承担《红楼梦》翻译任务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二个年头,对北京的风土人情很了解,并且自幼寄居在满清末期一任顺天府尹何乃莹家,何府住宅跟大观园相似,《红楼梦》里叙述的大门、垂花门、月洞门、角门;正房、厢房、耳房,穿山游廊等和府尹家大同小异。李治华说:“《红楼梦》描写康乾盛世一个官宦家族的兴衰灭亡,而我自己却亲眼看见一个光宣末世官宦家庭走向末路穷途。”这种生活经历有助于译者加深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理解。译者幼年在何府所见过的主人、男仆、女佣,跟《红楼梦》所描写的人物十分相近,这使译者在移植《红楼梦》时,回忆到这些人物,往往“感到亲切动人”,因而下笔时也就灌注着自己的感情,而使译文栩栩如生。他在何府寄居的环境里学到了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生活知识,这对日后解决翻译中所碰到的问题有很大帮助,译起来也就比较得心应手了。比如《红楼梦》七十回,有一段叙述宝玉与众姐妹放风筝的文字:“这里小丫头们听见放风筝,巴不得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个美人风筝来。也有搬高橙的,也有捆剪子股的,也有拨籰子的。……一时丫环们又拿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送饭的来。”(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红楼梦》998--999页)什么是“捆剪子股”、“送饭的”?不仅外国读者,就是中国一般读者也不明白。由于译者自幼喜欢放风筝的游戏,积累了丰富的放风筝的知识,因而也就使得他在译介过程中,能够补正中文注释本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


我们还应当指出,倘若没有译者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辛努力,没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没有那股勇气和忠心,《红楼梦》法译本的问世,同样是不可能的。李治华夫妇用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功夫才完成了这部译著,这在国际文化交流史上堪称一件“奇事”,一件盛事。这三十个春秋,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少劳动?这上、下两册三千多页的《红楼梦》译文里,究竟凝聚了他们多少心血,这是局外人无法知晓的。仅以校样这一项工作,李氏夫妇二人就足足花了十四个月的时间。据李先生面告,他在校阅过程中,因为过于聚精会神,以至一次离家上街而不能认道返回,最后要靠警察送回家。译者为之付出的艰辛劳动,从中略见一斑。《红楼梦》法文版出版那天,李治华先生抚今忆昔,百感交集,写了一首“自题小照”,并附一跋语,遥寄友人,今抄录如下,以飨我国读者:


胸怀壮志走他邦,移译瑰宝不认狂。

卅年一觉红楼梦,平生夙愿今日偿。


跋语如下:


《红楼梦》法译本今日梓行,一世沧桑,几经辛苦;青春何在,而白发凋零矣!译此巨著,或可自慰慰人欤?感叹之余,诌得打油诗一首,不谐不仄,题诸小照,遥寄故人,以博一笑耳!


诗里行间感慨良多,译者究竟为这部译著付出几多辛苦,不是从这儿透露出一点信息?为了这部译著的问世,他们耗尽了心血,消去了青春,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的智慧和力量;他们的才学、毅力和忠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他们用一颗热烈的“爱心”和“恒心”培育了这颗丰硕的果实,为法中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这使得法国汉学家不能不在这部卷帙浩大的译著面前惊叹不已,从而对译者的劳绩“勇气、博学、耐心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表示敬佩之情。


《红楼梦》法文全译本问世已近两年,第一版已基本售完,第二版已经付印,即将上市。看来,中国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正在法国文学界和广大人民中间广泛地流传开来。今天,当我们走进巴黎书店,看到这套由“七星书库”印行、装潢精美的《红楼梦》全译本,跟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巴尔扎克、斯汤达的作品一起放在明亮的橱窗里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无数个法国人向这橱窗投以新奇向往的目光时,我们心头就不由得升腾起一种自豪、喜悦和感激之情。


二、《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成就


《红楼梦》法译本分上、下两册共三千四百页,除一百二十回总计三千两百多页的正文译文外,还有译者长达七十二页的引言、简略的参考书目、九十六页的版本注释、精选的一百九十九张原版木刻插图,四百多个人名对照表,超逾百数的大观园地名表,另加大观园、荣国府的平面图和贾氏家族一览表,可谓卷帙浩大。如同西方一位评论家所说,读这部《红楼梦》法译本,真像走进十八世纪天朝皇宫,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这部译著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忠于原著,译文准确、流畅、优美。“忠实”,或谓“信”,是我国翻译界对译述所确立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李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所始终严守的不变的准则,自然也是我们今天以此来评价这部译著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依据。


译文要忠于原著,看起来是翻译的起码要求,然而对《红楼梦》这样一部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作品,要使译文忠实、准确,可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何况《红楼梦》不仅有散文而且也有韵文,除了诗词外,还有歌、赋、诔文、对联、谜语等,几乎包含了各种不同韵文体裁,显然,这要比翻译一般的作品复杂、困难。译者为此付出了巨大劳动,即使一个普通的词语都要经过反复的琢磨和推敲,经过译者之手一次又一次地抚摸和掂量!信手翻开第三十一回,晴雯摔坏了一把扇子,宝玉说了她一下,她就跟宝玉顶嘴,袭人忍住性子过来劝解说:


“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两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袭人羞的脸紫胀起来,想一想,原来是自己把话说错了。


“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这“姑娘”二字是什么意思呢?对一般读者来说是不会注意的,就是一般的“红学家”也可不必去深究的,然而对一个严肃认真的翻译家来说,却不能轻忽过去。原来晴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袭人和宝玉虽然有那么亲密的关系,甚至是秘密的性的关系,可仍处在一个普通丫头的地位,与晴雯的身份一样,还没有得到“姑娘”的名分,是不配和主人并称“我们”的,因此,这儿的姑娘就失去了通常的含义,而具有与丫头相对的“小姐”的意思,所以在这儿就不能照字面上译成Fille(姑娘),而要译成Demoiselle(小姐),可是,Demoiselle这个词儿,在现代法国社会生活中,又不像中国读者所理解的那样,往往失却了与丫头身份相对的含义,成了对未履行 正式婚姻手续的妇女的普通称谓,为了不使法国读者发生歧意,译者又特地作了如下一条注释:“姑娘,是一个深得主人欢心的丫头,尚未成为其正式夫人的临时称谓。”(见《红楼梦》法文版第一卷1597页)你看,就是这样一个为一般人所忽略的普通词语,为了准确地表达出原意,在译者那儿却需要多少推敲、斟酌和思索!


译文的忠实有赖于译者对原著的深刻理解,有赖于译者刻意求精的治学态度。李治华先生自幼是个小说迷,特别是《红楼梦》迷,读到《红楼梦》,“如饥似渴,不忍释手”。对“红学”很有研究,这一点在法译《红楼梦》的引言里,得到了反映,在这洋洋大观的长篇引言里,译者从《红楼梦》的来历到版本的演变,从作者的身世到作品的意义,无不作了周详的考察,足见译者的“红学”的功夫。这种研究性的引言,对西方读者大有裨益。有人说:“在读一百二十回的作品本身之前,先看到这篇序论已足以引人入胜。”译者治学态度严谨,如上面提到的,连一个典故、一个字也不放过,他说:“一个翻译工作者,负责一部著作的精确整齐的传达,连一个字也不能放松。”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笔者深有所感。一九七七年,李氏夫妇正紧张地进行《红楼梦》译文的修订工作,有一次李先生曾问我《红楼梦》七十六回中“争饼嘲黄发”一典的出处,我因手头资料不足,一时难以查找,便写信请教国内朋友,几个星期后我得到了回复,正想告他,不料正好接到他的电话,说:“我在国立图书馆查遍全唐书,终于查到了‘争饼嘲黄发’一典的出处。”从声音里听得出他是多么高兴。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因为译者对《红楼梦》有较深的研究,在译介过程中又始终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所以译文准确而流畅,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得到法国批评界高度评价。一个批评家说:“我认为这个译本的法文是完全吃透了中文的,其中每个字,每个词组,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因此,在翻译这部书的时候,不能不作出巨大努力:从丰富的词汇、深思或诗意的笔调,到日常用语、甚至微妙的隐语;从典雅的文笔到放任、从容、轻松的文笔。这样,其结果不但很动人,简直让读者毫不费力地进入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而且会相当快地熟悉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包括饮食、睡眠、死亡和恋爱,以及人们对人生与生命的看法,人们的梦想与忧虑,希望与信仰。”因而译著能一下抓住读者,成为法国公众爱看外国小说之一。前法国驻中国大使马纳克先生(M. Manac’h)和里昂一雕刻家都对译者说,他们分别用了十九个晚上和三个星期的晚上,一下看完了《红楼梦》全译本,连注释也不漏,看得入了迷。这除了反映原著的艺术魅力外,难道不也是译著成功的一个佐证吗?


《红楼梦》中的诗词是整个小说中的组成部分。其中虽然不都是篇篇玉润珠圆的佳品,可确实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力作,这些作品对刻画人物的个性,表现小说的思想主题有重要意义,因此,译好这些诗词直接关系着整个译著的水平。由于译者对中国古典诗词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解,深通其中奥妙,同时又十分熟谙法国律诗的规律,所以《红楼梦》的译诗能准确地传达出原诗的韵味,保持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完整性,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就。李治华先生把这个成就归功于他的老师铎尔孟先生的修润。《红楼梦》译诗一般使用亚历山大体,节奏分明,所以读起来朗朗上口。为了更好地传达出原诗的奥妙和感情,译者常常根据原作的不同风格,采用不同译法。如“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这类隐语、双关、谐音近乎于文字戏谑讽喻的诗词,译文以读懂为主,所以译得通俗而俏皮;有些如“好了歌”近似民歌体的诗歌,诗句译得短促、急遽,听起来悦耳;有些如第五回描写警幻仙姑那首铺陈典雅的赋,句子就译得悠长、缓慢,留给人从容品味的余地,有些如“葬花词”那样幽怨、悲愤、深沉的诗词,译者则采取严格的亚历山大体,诗句译得节奏分明,铿锵响亮,诵起来长歌当哭,有一种断肠裂胆的力量,表现了译者有深厚功力。这首法译“葬花词”在付梓之前,笔者有幸先睹为快,在为巴黎三大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硕士班授课时,曾在课堂朗诵过,学生们为译文的准确、传神而拍案叫绝的场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令人赞叹的是,有些诗通过翻译,不仅依然保持原诗的风貌,而且还把作者想要表达而在原诗中未能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境传达出来了。如译《红楼梦》第一回癞头和尚向甄士隐念的四句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原诗是这样的:“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根据李治华先生的研究与考证,认为“菱花空对雪澌澌”中的“菱花”,一般指镜子而非指人;“空对”二字也欠妥,应为“怜花空待雪澌澌”,“怜花”谐音“莲花”,这就避免了“菱”和“对”两个字所引起的时间上的矛盾性与动作的不可能性。“因为英莲那时尚在襁褓之中,是士隐夫妇的掌上明珠,正过着幸福的童年生活,怎么能说她这时就与‘雪澌澌’相对呢?若是此句系指香菱日后的遭遇,那末要等到第七十九回‘薛文起悔娶河东吼’和第八十回‘美香菱屈受贪夫棒’时,读者才明了这些情况。但在第一回里绝对无从得知……”根据这种研究和理解,译文作了这样处理:


Je ris de toi qui veux choyer cet être tendre!

La neige qui l’attend,qu’en peut la fleur attendre?

(见《红楼梦》法译本第一卷第20页)


第一句中的Cet être tendre(这个惯养娇生的人儿),读者一看就会想到士隐怀抱中的英莲。第二句有两个短句,每个短句中都有一个省略成份,分别为L’=La=La Fleur(花)和en=de la part=de la part de la neige(雪那方面),其中La Fleur(花)无疑指英莲,因花泛指,既可指现有名字中的莲花,也可指她日后 改名香菱中的菱花。这两个短句中都用了同一个动词attendre,但意义不同,第一个attend,是直陈式现在时,相当于汉语里的持续态,“窥伺着”的意思,表示动作从现在开始并继续到未来;第二个attendre,是“期待”的意思,它跟它前面的peut(能)表示“期待”的效果将发生于未来。这句诗直译成中文“窥伺着花的雪,花能期待于雪什么呢?”译得文雅一点便是:“雪伺花兮花何所期?”妙的是,译诗的第一句中用了一个能愿动词veux(想要),表示士隐虽然想要长期“惯养娇生”自己的女儿英莲,但在冰刀霜剑严相逼的情况下,这朵娇嫩的鲜花除了要遭受风雪的摧残外,还能期待些什么呢?读者无须了解小说后面的情节,只要读这句译诗就能预感到小英莲的悲剧命运。这种点石成金的译笔,不止是译者苦心经营的结果,也是他们对原诗进行深入探讨的结果,不但很好地体现了原诗的基本风貌,还开拓出了作者想要表达而尚未表达的意境。


正如原著中的诗作并非篇篇佳品一样,译诗也并非篇篇成功。我们发现,有些诗为了押韵译得不免冗长,如四十五回黛玉那首“秋窗风雨夕”就是这样。其中“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四句,译成法文便成了十三行,而其中有些译句也不很准确达意。译者李治华先生发现了这首译诗的毛病,他在二版时已改了过来。这种刻意求精的精神,正是促使这部译著不断完善的重要因素。


《红楼梦》法译本对人名的翻译,也贯串了忠于原著的精神,有着自己的特色。它采用意译,另加音译意译对照表的办法。虽然意译,难免会产生不妥之处,受到法国某些汉学家的非议,那四百四十多人名音译意译对照表,也如批评家所说,“像一个五千至一万人口的市镇电话册似的”,未免使人头目昏眩,但我以为在未找到一个尽善尽美的解决办法之前,法译本对人名采用的这种译法是较好的方法。这是因为:一、《红楼梦》里人物繁多,不用意译,读者难以记住,而且有些人物的名字,发音相同而字义不同,不意译也难以区分,如贾珍与贾蓁,贾芝与贾芷,贾珩与贾蘅等等。二、曹雪芹往往赋于人物的名字以某种含意或象征,不采用意译的方法不能表达出作者的苦心和用意。试以黛玉的贴身丫头紫鹃为例。紫鹃的原名可能叫“鹦哥”,黛玉觉得这个名字太俗,就把它改成紫鹃。紫鹃由杜鹃化来,而杜鹃既是一种鸟名又是一种花名。相传杜鹃为古代蜀国帝王杜宇之魂所化,鸣声凄厉,能动旅客归思。又说它啼血成杜鹃花,又名映山红,颜色多呈紫红色,颇似般红的血。曹雪芹文心极细,他给黛玉的贴身丫头起这个名字,可能跟黛玉咯血早夭的悲剧结局有关。而译者深达作者的用心,就把紫鹃这个名字译成了cri de coucou中文意思就是“杜鹃的啼声”,凝炼一点就成“鹃啼”或“啼鹃”,译得非常贴切达意。试想,倘若采用音译的方法能传达出这其中的奥妙吗?宝玉的贴身大丫头袭人,译名也是深通其中奥义,译得绝妙。袭人本姓花,原名叫蕊珠。袭人在小说中是个貌似厚道、实质奸诈的女子,曹雪芹给她起了这么一个“刁钻名字”,寄意十分明显。译者根据“花气袭人知昼暖”的典故,苦心孤诣意,译成了Bouffée de Parfum其中parfum是香气的意思,bouffée是一种既突然又轻盈、向人袭来、使人猝不及防的动作,这个法文译名转译成中文便是:“香气袭人”,这种译法不仅达意而且传神。正是这样,西方读者通过这些译名才能领略曹雪芹笔下原来人名的深刻含意。瑞士一家报纸的评论员就说:“作者刻画了四百四十八个人物形象。他们的名字都美妙而耐人寻味,如扫红、赵姨娘、翠墨、杏奴、痴梦仙姑,贾芹、小舍儿、碧痕等等”。


但是,由于原著里有些人名在法文里并不存在,或者一时难以查寻,这就可能产生一些不伦不类的译名,这原是难以避免的。鸳鸯就是一例。鸳鸯雌雄不离,象征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可它只是中国人工饲养的动物,在西方并不存在。法译本将鸳鸯译成couple de sarces(一对小野鸭),显然不很恰当。七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欧洲华人学会上,有人建议用法文tourtereau tourterelle(小斑鸠)来移植,因为法国人常用tourtereaux(一对小斑鸠)来表示一对热恋的年轻情侣,我觉得这个译名比较接近原意。


当然,《红楼梦》法译本,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据我接触的法国汉学家反映,法译本使用的语言有些地方还略显陈旧些,有的人物之间的对白,也译得稍嫌生硬些,听起来不那么自然入耳。大段的注释置于书后,读者检阅起来也极为不便。所有这些较之译文取得的成就,还是第二位的,而且也是不难克服的,何况译者李治华先生正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不断地修改、完善。正象衡量一部创作的价值和成就,往往需要经受时间和读者的检验一样,评价《红楼梦》这样一部鸿篇译著,也需要经受较多读者和较长时间的考验。不过,从它问世后所受到的广大读者欢迎的情况来看,我们相信,这将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译著。


三、《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意义


《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问世,使法国人第一次真正“发现了曹雪芹的文学天地”,使广大汉学研究者,通过这个译本和原著有比较可靠的接触,从而理解它,对它作出评价,为西方对“红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


法译《红楼梦》的出版打破了法国对这部著作保持的长期沉默局面,顿时形成一个“评红”热潮,仅就译著出版后的头三个月里不完全的统计,法国、瑞士、比利时近二十家报纸、杂志,纷纷发表文章,争相“评红”。人们把阅读这部著作称作是一种“奇遇”,一种“发现”,是一种收获和一种享受。他们说,当一个人沉浸在来自东方的这部“伟大的、美妙的、内容极其丰富的长篇小说”之中时,他在其中“所度过的时刻并不是把时间从生命中抽去,而是加在其中,把生命延长了;他从那里出来就变了样,更加丰富了……”那末法国人究竟从“曹雪芹的文学天地里”发现了些什么呢?


首先,他们发现到了《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一块丰碑”,是“世界文学中最富魅力的瑰宝”,从而不约而同地看到并肯定了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地位。他们称《红楼梦》是“黄河史诗,集东方诸国之艺术大成”,是“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说“《红楼梦》是世界上最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是一部伟大而神秘的史诗,是一部充满幽默感的讽刺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具有马利沃(Marivaux)和普鲁斯特(Proust)合在一起那么细腻的心理分析小说。”他们把曹雪芹称为世界文坛上的奇才,可以与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塞万提斯相媲美,认为“曹雪芹具有普鲁斯特的敏锐的目光,托尔斯泰的同情心,缪赛的才智和幽默,有巴尔扎克的洞察和再现整个社会的自上而下各阶层的能力。”曹雪芹之于中国,如同“莎士比亚之于英国,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歌德之于德国一样。”对曹氏推崇倍至。从这些并非溢美之辞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法国最初出现的这些“评红”文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这就是论者不去孤立地看待曹雪芹与他的《红楼梦》,总是把作者放到他同时代的世界作家中去加以考察,把他的作品放到同时代的世界文学中去比较。比如,在论述到曹雪芹的表现手法和《红楼梦》的内容时,有些人就把他与同时代欧洲作家作品加以比较:“曹雪芹所讲述的一生奇遇,首先令人想到塞万提斯的‘典范的短篇小说’,乃至《唐吉诃德传》,除了其中两个主要人物外。然后,我们又仿佛置身于普雷沃(Prévost十八世纪法国作家-笔者)或理查森(Richardson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笔者),甚至克雷比荣(Crébillon十八世纪法国小说家-笔者)的作品之中。而作者又有非凡的想像,这使我们想起了欧仁•苏跟亚历山大•仲马的错综复杂的情节。”同时,他们还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与西班牙或欧洲式的流浪、冒险题材的文学不同:“西班牙的‘骗子’(一仆多主)所一再冒险从事的是寻找一块日常面包,以资糊口。曹雪芹的小说所反映的却是另外一种饥渴,另一种追求;宝黛两人所从事的乃是一种长期的爱情冒险。”有些论者把《红楼梦》与《帕尔玛修道院》(斯汤达)、《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追忆流水年华》(普鲁斯特)、《约克纳帕塌世系》(福克纳)相提并论,他们觉得这些小说描写的都是人的悲欢苦乐、荣华富贵,如何在悠悠岁月中的变化。有些论者还认为,在《红楼梦》里,“我们可以寻觅到马利沃的影子,莫里哀的笔触,《特里斯唐与伊瑟》的某些成分以及巴尔扎克、左拉的一些相似之处。”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就带有视野开阔、认识深刻的特点。因而有力地论证了曹雪芹及《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无可争辩的地位。当然《红楼梦》究竟与这些作品有些什么相似与不同之处,论者还未有更深的触及,可是,这种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尝试,可能预示着法国汉学家将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这部伟大的作品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而为“红学”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子来。这对我国红学家未必不是个很好的启发。


第二,他们看到了《红楼梦》“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多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哲学思想的作品,是一部具有第一手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料和历史见证”。从而认识到这部作品的巨大的社会价值和思想意义。有些批评家透过笼罩在作品中一层神秘的宗教思想外衣,看到了曹氏在《红楼梦》里所展示的画卷,是“社会的写照”,是“一面镜子”,虽然其中“还隐藏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苦痛”,但“他对这个社会是加以讽刺的”,许多文章对《红楼梦》的思想主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这部“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描述的是贾家这个显赫家族的盛衰史”,同时也是“一部卓越的爱情小说”。而“其爱情描写----贾宝玉,表妹林黛玉的爱情,是全书的主线。”这就是说,作品“围绕着以富家子弟宝玉挚爱表妹黛玉而未能如愿的这个中心故事,描绘出一个官宦之家,以至整个官僚社会的衰落,以及为小说主人公所拒斥的并注定要消亡的那奢华、特权和清规戒律。”“通过贾宝玉这个富于幻想的纵情少年不能实现的愿望,人们可以看到剥削人民制度的瓦解。”关于小说的思想倾向,许多论者看到了作者从民主主义思想出发,一方面“对封建社会黑暗无情揭露和讥讽”,另一方面“对受害者寄于热爱和同情”。从而肯定了这部作品的进步意义。


第三,他们发现《红楼梦》,“是一部人物繁多,情节万千的奇书”,“是一部有高度文学价值的小说。”从而对《红楼梦》的艺术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许多论者就《红楼梦》的人物塑造、语言特点、情节、结构等诸方面进行了颇有深度的探讨,有些人还对小说的艺术技巧作了精辟的分析,试图揭开《红楼梦》长久打动人心的奥秘。批评家特别赞叹曹雪芹塑造人物的卓越才能,认为《红楼梦》中“四百四十八个人物,个个都有典型的个性”。有些文章还以探春、元春、迎春形象描绘和宝玉第一次与林黛玉相见的场景为例,对作品描写人物的方法作了细致分析,称曹氏对人物相貌的描写,不仅“精确地描写了人物的外表,同时也表现了人物的内心。”对作者“描写人物的精巧和严谨的艺术手法”表示赞赏。正因为作者在《红楼梦》里再现了栩栩如生的生活场面,创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使得法国一些批评家从曹雪芹的这个文学天地里遨游出来以后,“会觉得浑身充满现实感,渗透着那一时代的中国精神,会看到那四百四十八个人物,络绎不绝地、鲜灵活脱地在面前展现。”法国批评家钦佩曹雪芹驾驭语言的能力,认为曹氏笔下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从下层的俚语和饶有趣味的谚语、格言到高雅细腻的诗句,应有尽有。有些研究者发现,曹氏语言风格,是随文思、故事的发展而变化的:“头几回轻松滑稽,曹雪芹描绘欢乐是无与伦比的。……小说前半部充满东方语言的魅力,读者从作者柔美浑厚的语言中感到令人陶醉的幻觉和抚摸。”随着故事的进展,曹氏的语言“始终带有高雅的神秘和诗意,深刻的讽刺出现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感到辛酸味道。”这种分析颇有见地。《红楼梦》的情节结构,也深得法国批评家的好评,他们称道“小说结构浑然一体”,作者“落笔千言,尽管情节曲折出人意表,但故事连贯前后呼应。”赞赏作者非凡的写作技巧,善于“把严格选择的资料,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如诗歌、哲理故事、警世寓言或宗教传说,串连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这些批评家在指出《红楼梦》以宝、黛爱情悲剧结构故事情节的特点后,进而对《红楼梦》的悲剧艺术进行卓有识见的分析,称:“在这里,我们发现一种新的、非凡的描写技巧,一种含蓄的戏剧性效果,它似乎有意把主要部分置于次要地位,或者予以克制。事实上,宝兄弟和林妹妹的爱情故事,比之在贾府这个大家庭中,骤然发生的千百种事情所占的篇幅,仅是其中很少一部分。……然后,悲剧的主体部分急剧展开:点出宝玉与黛玉将不会得到团圆。”打破了旧小说中大团圆的俗套,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悲剧力量。为此,有些研究者说:“《红楼梦》具有革新弃旧的气势,是无法模仿的。”


就这样,法国人在曹雪芹的文学天地里,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发现到《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不仅在过去感动了无数中国读者,而且现在也在感动着无数的西方读者。何以有这样打动人心的力量?对此,法国一位著名批评家,作了这样精彩的表述:


“一道彩虹环绕在一棵美丽的树上,这就是曹雪芹赋以他的作品的形式。这棵美丽的树,就是年青的宝玉在两个表姐妹----体弱情深的黛玉和娇艳迷人的宝钗之间发生的中心故事。这是一个哀婉悲怆、动人心弦的故事。在中国十八世纪时,人们不知流了多少泪,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人为情而流血,为爱而死,就像在威尔第(Verdi十八世纪意大利作曲家)和克利斯特(Kleist十八世纪德国剧作家)的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但是,这些内心活动、乃至非常中国式的感伤,在作者笔下,都以毫不夸张、毫不做作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围绕着这三个人物,小说家编织了无比丰富的次要主题和情节。在贾府这个大家庭里,麇集着各式人物的面孔,各族的头头,长辈,子女、亲朋,男女仆役,官僚、亲信以及附近的乡民。随着这个温柔、迷人而怠惰的宝玉的故事发展,我们完全置身在十八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社会组织与文艺爱好,娱乐活动;信仰、神学与迷信;美食与医药;家庭生活与政治生活;行政与商业;家庭关系与性生活。它像一部百科全书那样有教育意义,又像《人间喜剧》那样有趣。我们发觉:曹雪芹虽从没读过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却异常娴熟潜意识和‘释梦’之说。他从未发表政治演说,但全书却充满着中国十八世纪的‘思想光彩’。他不相信男尊女卑的道理(事实上,他更倾向于女性高于男性)。对于父母安排的强迫婚姻,他异常愤恨。他宁取道家智者和佛家和尚的苦行精神,而摒弃商贾的唯利是图和权贵的卖官鬻爵。他在书中讲述了爱情的曲折多变和舍身取爱的故事,描写了弱者受尽欺凌、含冤自尽以及权贵者娇奢淫逸、兴败荣枯的景象。正是通过这一切,曹雪芹把自身的经历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于是,他重新获得了失去的时光:那逝去的青春年华,那破灭的红运良机,那失落的幸福,还有那个时代的人民。


如果需要证明,尽管有许多区别,中国人和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的话,那末《红楼梦》便是最有力的证明:这部自一七九二年以来震撼了千百万中国人心灵的小说也必将打动着西方人的心!”


正因为这部来自东方的巨著,既有动人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具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所以它才会越过国界,在西方产生这样强烈反响,得到法国人这样高度的赞扬和喜爱。


当然,法国对《红楼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对这部巨著的思想艺术的探讨还有待于深入,《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出版,提供于汉学家深入探讨的可能,这就实际上预示了“红学”有可能会很快地发展到西方来。从法国最初出现的这些“评红”文章,就见其端倪。在这部译著出版前,法国汉学界不停地提到《红楼梦》,可谁也没有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除了少数几个中国人以外(据笔者所知,郭麟阁先生在三十年代曾以《红楼梦》为题,通过里昂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他可能是在法国研究《红楼梦》最早的中国人)。《红楼梦》法文全译本问世后,许多人以《红楼梦》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选题,法国中学教师鉴定考试也以《红楼梦》作为内容。继《红楼梦》法文本出版之后,法国又出版了《红楼梦与脂砚斋评语》的专著,被认为对《红楼梦》有很大影响的《金瓶梅》也正由一法国著名汉学家加紧译述之中,不久即将问世。而在《红楼梦》法文版问世前两年,法国出版了由李治华先生的学生若克•达尔斯(Jacques Dars)翻译的另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也曾轰动了法国汉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一个深入持久的研究包括“红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的势头正在法国兴起。


瑞士《日内瓦报》在评介《红楼梦》法文版问世时,曾这样写道:“曹雪芹谈到他的作品时说:‘字字看来皆是血。’随着时光的流逝,作者的血化作了甘露:这部著作犹如东方巨船,满载着奇幻的人物带给读者以无限的幸福。”


法国《费加罗报》评论员说:“翻开这部巨著,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滋养。”


法国《文学杂志》批评家这样欢呼:“让这部杰作永远留在我们记忆里吧!”


我们坚信:曹雪芹用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写成的、由李治华夫妇用三十个春秋,精雕细刻译成的《红楼梦》这部不朽的著作,将会广泛地在西方人民中流传开来,带给他们以“无限的幸福”、“丰富的滋养”,将会“永远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在他们的心田里生根、开花。


一九八三年七--八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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