鹣鲽情深丨东学西渐之《红楼梦》

世界汉学研究中心2019-05-24 20:46:21


摘要:到现在为止,反响最大、最能得到学术界认同的《红楼梦》译本是霍克斯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两个版本。杨戴翻译的《红楼梦》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英文全译本。

关键词:中西合璧 英译《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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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乃迭与杨宪益,堪称中外联姻珠联璧合的典范。杨宪益和戴乃迭是上世纪409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更是一对惊才绝艳、绝无仅有的夫妻翻译大家。他们一起翻译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熟悉他们名字的外国人远多于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最早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成英文的作家之一,作品从先秦散文、诗经楚辞到《水浒》、《红楼梦》、《鲁迅全集》,以至现当代文学作品等百余种,蜚声海内外。他们的翻译事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们的合作被誉为珠联璧合、不可替代。

戴乃迭(1919-1999)原名Gladys Margaret Tayler嫁给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后冠夫姓改名为Gladys Yang,英国人,生于北京,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而著称。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1974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该三卷本《红楼梦》在国外皆获好评,有着广泛影响,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之一。不少人在提到她时,总会这样说:“嫁给了中国”的戴乃迭

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一素质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晚年的戴乃迭幽默地对朋友们说:我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戴乃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杨戴情缘 东西合璧 


戴乃迭生于北京一传教士家庭。其父J.B Tayler,中文名戴乐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上世纪初到中国传教,曾任燕京大学首任经济系主任,并负责英庚款使用(派生赴英留学)事务;后又帮助中国创建工合组织(CIC),致力于赈荒救灾工作。母亲塞琳娜是传教士兼教师。戴乃迭行四,上有三个兄姐,下有一个弟弟。

  戴乃迭在北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春节的庙会,元宵的花灯,清明的风筝,以及花轿、人力车、胡同和小金鱼,特别是那拉煤进城的骆驼队的悦耳的驼铃声,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戴乃迭家境优渥,在抽屉胡同有座玲珑别致的小四合院,北戴河海边还有栋小别墅。夏日她与姐弟们在海滩数脚印或骑毛驴游戏;冬日到燕京大学的湖面上溜冰玩耍。某日,戴乃迭与姐姐骑着童车在马路上玩耍时,被几个好奇的大兵围住,向他们发问、逗乐。母亲为此深感不安,于1926年带着儿女们返回英国。

  戴乃迭在柴郡先读一年小学后,入瓦汗斯托堂的一家教会学校当了10年寄宿生。她的功课很出色,曾荣获一项国家奖学金。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当年牛津大学有许多俱乐部性质的协会,导师修文斯先生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协会。缘此,她结识了后为该协会主席的中国留学生杨宪益。

杨宪益少时家境富裕,小时候曾穿过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父亲是当时天津最杰出最富有的资本家——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幼年的杨宪益在家里念私塾,获得了优秀的国学教育。才11岁,就阅读了数量可观的古代笔记小说,以及明清通俗传奇和长篇小说。

  1934年高中毕业,杨参加了燕京大学考试,因成绩优秀,学校破例让他跳一级,入学就从二年级读起。可他却更想上清华和北大。正在准备这两校联考时,中学英国老师郎曼先生找到他家,提出愿意回英国度假时带他去伦敦。

到了伦敦,郎曼先生为杨找了很好的希腊文老师。杨宪益花了两年时间,他刻苦用功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还到欧洲各地去旅行。1936年,终以优异成绩于考上了牛津莫顿学院(当年去剑桥的中国人更多,因其注重理工科,中国人多去那儿学科学,而且也更容易考上),同期的学友包括向达、吕叔湘、钱书、杨绛、杨人楩。那一年杨宪益刚21岁。在那里,他结识了美丽的英国女孩Gladys Margaret Tayler——就是后来的妻子戴乃迭。杨宪益本是津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他的聪明、调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戴乃迭。家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国情结使她对杨宪益一见钟情。

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日甚,杨宪益主持的牛津中国协会反日活动十分活跃,他将100多人的组织发展到了1000多人,钱钟书、杨绛、俞大缜、俞大絪等皆是成员。杨宪益到处发文章、演讲、募捐,戴乃迭一道参与,她也成了坚定的反日战士。戴乃迭回绝了英籍追求者B,认定了杨宪益,两人感情日深。

自结识杨宪益后,戴乃迭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毕业生。杨宪益也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两位异国青年日后在翻译界(中译英)造就辉煌奠定了基石。

1940年某日,杨宪益在牛津大学的宿舍中开了一个早餐会,正式宣布他与戴乃迭订婚的消息。回国后,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戴乃迭以及杨的大妹妹杨敏如与罗沛霖在重庆同时举行婚礼,中大校长罗家伦与南开校长张伯苓(杨敏如是南开教师)为两对新人证婚。

婚后,戴乃迭与杨宪益应贵阳师院之邀去教书。贵阳地处边远,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差。不久,戴乃迭有了身孕,母亲塞琳娜要她到成都分娩,介绍她到齐鲁大学执教,校长是塞琳娜的朋友。戴乃迭到成都后,齐鲁大学校长易人,原聘书作废,不得不去条件更艰苦、薪金更微薄的光华大学。直至1943年秋,经卢冀野(卢前)介绍到梁实秋主持的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生活才有转机。杨宪益、戴乃迭联手,历时3年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走翻译之路这一选择,改变了他们后半生的人生道路。


翻译事业红楼译梦


刚回国的生活非常辛苦,在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期间,杨宪益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儒林外史》、《阿Q正传》。

那时,重庆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实秋。过去翻译委员会主要是从事英译中的工作,然而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文外译始终式微,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想开辟一个新领域——把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于是挖角聘请了杨戴夫妇。

梁实秋听说杨的兴趣是中国古代史,便建议他翻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由此开始了翻译生涯。才三年时间,俩人就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的约36卷。可惜1949年解放以后,人事更迭顾及不到它,再无人提及。80年代,杨索性把全部手稿送给了一个澳大利亚朋友。

1952年,北京一纸调令调他们到北京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学术界的老朋友都极力劝他们留在北京,尤其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刘尊棋,拼命拉他们加入,说要搞一个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的出版社,不过是有系统地对外介绍中国的文化,这一点终于打动了杨先生。

加入外文社的《中国文学》杂志之后,夫妻俩就计划选译150种古典文学名著,从《诗经》直到清末文学;再选译100种当代文学,从鲁迅到当时。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这其中杨翻译中国古典作品多一些,戴乃迭则独立译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现当代作品。

在外文社工作期间,杨认识了文化部部长周扬。周得知他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问:“《荷马史诗》没人翻译,你为什么不翻译?”结果就把杨调出来翻译《荷马史诗》。译完《奥德修纪》后,外文社认为也应该帮自己社做点事情,于是让杨翻译《红楼梦》。其实杨不喜欢看《红楼梦》,小时候读《红楼梦》只读了一半。当时一位汉学家英国人大卫·霍克斯,也在翻译《红楼梦》,已经翻译了两年多了。他译出的版本用的名字是《石头记》,为了以示区别,杨就用了《红楼梦》这个书名。他们翻译的过程通常是杨翻译初稿,交给戴加工,她费的力气有时更大。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英文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就是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杨宪益夫妇的“中西合璧”终于让宝黛的爱情故事为西方人所知、所懂、所爱。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例子:著名学者李治华与夫人雅歌27年翻译《红楼梦》,不过这是法文版。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出版一套《东方知识丛书》(又名《世界文学名著》),李治华应邀参加了这项工程翻译《红楼梦》,没想到这部书让他付出了27年的心血!他用10年时间译完初稿,又用了17年时间完成校改清样、写序言(60多页,等于一篇红学论文)、作注解(90多页)、加人物(400多个)姓名对照表、地名表(100多个)等。这期间李就读中法大学时的导师“中国通”安德烈·铎尔孟一起讨论、切磋,夫人雅歌初改、校对。直到1981年,法文版《红楼梦》终于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付梓,此事立即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李治华动手翻译《红楼梦》时才39岁,而当法文版《红楼梦》面世时他已66岁了。如今,4200多页的《红楼梦》法文翻译手稿收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有趣的是,李治华的夫人雅克琳·阿蕾扎伊思也是他的同窗(婚后李借《诗经》字句为妻子取中文名“雅歌”),也是夫妻俩共同完成了法文版《红楼梦》的翻译工作。这和杨戴伉俪何其相似!

到现在为止,反响最大、最能得到学术界认同的《红楼梦》译本是霍克斯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两个版本。两个版本的翻译都十分精彩,成为研究英译《红楼梦》的最佳案例。不过两个版本的翻译中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翻译的不同代表着某种深层文化的不同,对于人名的翻译基本上是用标音表示人名,这就像一杯本来浓香的茶,经这么一弄,原来的神韵魅力全被消解了,变成了白开水。类似现象在译本中普遍存在。

  比如在霍克斯翻译的版本中,黛玉的形象就与原著发生了裂变。黛玉住在潇湘馆,只有那里才有活水和竹子。她凭借自身的诗人气质,自觉与“竹”这个意象相通。而这种相通与契合是全方位的,与黛玉的性格发展趋势遥相对应。因而潇湘馆是一个住处,更体现黛玉的性格和命运。黛玉在海棠诗社的雅号是潇湘妃子。潇湘馆与潇湘妃子中的“潇湘”二字源于娥皇、女英洒泪的典故,表达娥皇、女英丧夫后悲痛至极的心境,此处用来传达黛玉用情至深至专以及对其爱情和最终命运的一个暗示。而在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中,黛玉形象已经与原作中的形象大有出人,富有西方色彩。黛玉的名字采用拼音译法,译为“Daiyu”。而多愁善感的黛玉住的“潇湘馆”竟又成了Naiad's house,意指西方神话中美丽、快乐和善良的水泉女神的住所。虽然潇湘馆有一泓清水,但称不上是泉,且潇湘馆重在竹之义和美。黛玉其号“潇湘妃子”竟成了“River Queen"—江河王后,与中国文化渊源相异,也使其中湘妃为殉夫情段于湘水的典故文化损失殆尽,更将西方国家的“queen”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妃子”混同起来。故“黛玉,潇湘馆与潇湘妃子”三位一体的体系没有得到最终的体现。

《红楼梦》中的人名都有特定的寓意和作用,把人物的性格特征、命运遭遇和作者的爱恨褒贬、创作意图都蕴含于名字之中。这是在中外小说中很少见的创作方法。现举一例。袭人是《红楼梦》中一个重要的丫头,杨宪益翻译的版本中, Hsi-jen是音译,没什么问题,但是括号中的解释却有问题,因为assailsmen是“袭击男人”的意思。这样完全搞错了“袭人”的文化内涵。袭人,原名花珍珠,贾母将她给了宝玉。宝玉听闻她姓花,取陆游诗句“花气袭人知昼暖”为其改名袭人。相比来说,霍译将袭人译作Aroma,Aroma是芳香的意思,更接近花气袭人的意思。霍克斯对作品中的一些下层群体的人物名称都采用不同译法。有的反映出其主人的显赫地位,如:琥珀(Amber)、珍珠(Pearl)等;有的则体现出主人的高雅情趣,如:袭人(Aroma)、晴雯(Skybright)等,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接近原著的意味。(摘自裴钰《莎士比亚眼中的红楼梦》)

  在《红楼梦》被翻译的过程中,原本在原著中渗透的道教神秘空灵的色彩在翻译之后变成了西方读者更容易接受的基督教概念。这样的概念转换虽说对原著的精神理解有所偏差,但也不失为一种让西方读者更好地接受《红楼梦》的翻译策略。《红楼梦》一开始就制造了一个道家的神话,宝玉出家后又被封为“文妙真人”。这更是道家出世派的封号。之所以这样,自然和曹雪芹的哲学思想有关,他的思想源于老庄,又深受阮籍,稽康等人影响,书中虽也谈佛教和儒教,但那只是衬托。因此道家思想在整个《红楼梦》中意义非凡,有些道教用语也成为该著作中人物语言的一部分,然而作为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译者应怎样将道教思想和道教用语介绍给西方读者呢,是让他们了解中华文化还是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把握原文的意义,如何将这些道教用语中的文化信息传递给毫无道教文化背景的英文读者,就要采用一定的翻译策略。这一问题在《红楼梦》的霍克斯译本中得以体现。

例如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提到贾敬痴迷于道教的炼丹术而死,家人说:“老爷天天修炼,定是功成圆满,升仙去了。”“功成圆满,升仙去了”这是典型的道教用语,霍克斯将其译为“He spent all his time." Said one of the servants. "Perhaps he found it and went off to heaven."“修炼”是道教术语,霍译是“looking for the secret of immortality",这样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它的意思。“升仙去了”,在道教中意思是是脱胎换骨,摆脱凡间的种种痛苦,成为神仙。霍译为“went off to heaven"(去天堂了),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heaven”对于西方人来说意味着幸福快乐的完美世界,如果真得译出“仙”字,反倒让西方读者很难理解。

  在中国,有道教的“玉皇大帝”,佛教的“菩萨”还有神话传说中的“女蜗”,这些和西方国家基督教文化中的God(上帝)世界然不同的,尤其道教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派,有着浓厚的东方文化氛围,因此实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是《红楼梦》译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霍译中对《红楼梦》之纲《好了歌》中“世人都晓神仙好”的翻译,霍译为“人人都知道灵魂要拯救”,这是明显的西化。

  在基督教文化中,认为人生来有罪,罪恶源自于人的欲望,人们应放下自己的欲望,才能使灵魂得以拯救,只有靠救赎,死后灵魂才能上天堂,达到理想境地。正是由于东西方宗教不同,英汉两种语言中所用的宗教形象也有所不同。曹雪芹是道家出世派的思想,所以《好了歌》中的神仙是看破红尘,超然脱俗的人,然而这一概念西方人不容易理解。但是中国人追求成为“神仙”的思想是与西方人渴望灵魂得以“拯救”的思想是相通的,在这一对等的文化功能的基础上理解霍克斯的译本,其译文是无可厚非的。


鹣鲽情深,琴瑟和鸣 


戴乃迭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挚爱的丈夫和翻译事业,她常言道她喜欢的不是他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1989年,戴乃迭病重,并渐渐失忆了,动笔写了一部分的自传也停了下来。此后10年,杨宪益一直守在她身边细心照料。然而1999年11月18日,戴先生还是离开了人世。她去世后,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配着一直珍藏的戴乃迭画像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从1940年随杨宪益来中国后,除了因公出访,戴乃迭只回英国探过一次亲。60年来,她从没想过离开中国、离开杨宪益。她把一生献给了爱人和她的第二祖国。每次想到这些,都让杨先生感到无限怅悔。自从妻子不幸离世,杨宪益放下了手中的译笔,谢绝了与朋友的来往,他的生命也仿佛凝固,活在对戴乃迭的思念和对往事的追忆中。每天一包烟,陪他看电视,看日光恍惚从暗到明再从明到暗。“怕什么呢?都这么老了。”回想当时选择翻译工作并非刻意,有梁实秋的促成、也考虑到可以跟夫人一起工作。偶尔听到别人对他一千多万字的译作高山仰止,他总说没什么值得流传下去的,书也全都送人了,几乎一本不剩。只有记忆伴随着他,带有太多骄傲与遗憾、牵挂与思念的记忆,那是连死亡也不能隔断的2009年11月23日,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杨戴传奇,并未落幕,杨宪益先生的一句话意味深长:“戴乃迭,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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