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恺 高艳国 | 郭澄清评传 -23 郭澄清的菩提树(下)

郭澄清文学馆2021-04-06 12:18:13

郭澄清的菩提树(下)

黄书恺 高艳国 




魔鬼式文学训练


过了一段时间,郭澄清对我小说创作要求越来越严格了。一连熬了几个通宵,我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并沾沾自喜地拿给恩师看。心里盼望能得到郭澄清的夸奖。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只看了几眼就一脸严肃地说,你现在写的稿子,根本不是文学语言,换句话说,就是不叫活儿。通篇提炼不出东西,只是一篇素材。

我听了这话像是挨了一盆凉水,火热的心变成彻底的冰凉。恩师说完就把稿子合下推到一边,再也不想看了。他说,你不用给我誊稿了,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你给我想一百篇短篇小说的题目和一百个细节,然后写在稿纸上让我看一下。

一连三天三夜,我几乎没有睡觉,两眼熬得通红,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想着一百个小说题目和一百个细节。深夜里,我把电灯一关面对着无尽的黑夜,我的思维荡出我的躯壳,开始飞到浩瀚的夜空中漫游。我的记忆不得不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人生步履……在黑暗中我的脑壳像是被人用螺纹撬杠猛地撅开,裸露出的是我的思索,沿着一道道弯弯曲曲的轨迹在运行,并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我开始连接我有生以来,和我有过交往或者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的每一个人,我在想他们此时又在做些什么。我的女同学为什么偏偏嫁给瘸腿张四?我又接着去刨根问底,一篇小说题目突然在黑暗中像灵光一样在闪动,我兴奋地拉开灯,在稿纸上匆匆忙忙地写了一个小说题目,像是生怕写慢了,出现在黑暗中灵光一样的小说题目,就要被人招魂似的牵走。

过了三天,我没有能想起一百篇的小说题目和一百个细节。大概也就想了有四十多篇的小说题目。比如《死秋》《乡恋》《春风杨柳万千条》等等。至于细节,那时,我还不懂细节在小说中的使用和设置,只是编造了一些故事。我把这些都写下来,便让郭澄清过目,他看了一会摇着头说,你想的这些小说命题,鱼龙混杂,有的是小说命题,可有的是报告文学和散文命题。比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就不是小说题目。

从那时起,我才逐渐知道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和报告文学了。记得那一天恩师对我说了很多。他说,如果有一个好的小说题目,那这篇小说就是成功百分之八十了,题目好比就是汽车上的起动机。恩师接着又给我讲了什么是小说中的细节。那一天,他列举了很多的小说名篇中的细节,有《项链》《警察和赞美诗》《红嫂》等。记得恩师对刘知侠的《红嫂》中的细节讲得细致入微很有意思。他说,这篇小说是用情感人,红嫂用乳汁救护伤员,她把乳汁挤进军用壶里,她再拿着军用壶把乳汁倒进伤员的嘴中。这样写还是多多少少地有些假。要是在现在文学开发时期,作家就会这样写:红嫂直接将乳汁挤进伤员嘴里,这才是真正的大美。

恩师没再让写已有了命题的小说,而是让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并让我每天背诵一些精彩小说的章节。记得我背诵了路遥的《黄叶在秋风中飘荡》,三毛的《哭泣的骆驼》等小说。有一天,我问恩师背诵和写作很重要吗?郭澄清说,对于你很重要,因为你现在压根就没有小说语言,只有通过背诵让小说语言印在你的大脑里才行。

我有些试探地问,你爱背诵谁的作品?恩师说,你是在考我吧,不过我是绝对让你考不住的。我最爱背诵曹雪芹的《红楼梦》,你可以从《红楼梦》中挑选任何一个章节,我都能背诵下来。

我真的有些不相信恩师的话,他作为一个患有脑血栓的人,难道还有这么高的记忆力。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从书架上取出《红楼梦》,找出《红楼梦》的第五回,让恩师来背诵。郭澄清说第五回是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我给你倒背一下吧: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却说秦氏……在恩师的影响下,在那几个月里我背诵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的部分章节,如张爱玲的《十八春》、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铁彭卡尔的《人间王国》。


郭澄清的菩提树


郭澄清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但是到现在他还依然那么和蔼可亲地走进我的梦乡。我经常在梦中和恩师在一起有说有笑地谈着文学。恩师只要是和文学青年在一起,他就能忘记病魔给他带来的痛苦,忘记一切烦恼,他就像一个老顽童似的笑声不断。我经常梦见我和恩师在一起掰手腕的情景。那时,他在精神上还是强者,恩师是不会向任何事物低头和认输的,看他的精神好,我主动就会向恩师挑战,来,我们掰一下手腕吧,看谁的劲头大。于是我和恩师都把手放在方桌上开始掰手腕,我们的脸都憋得通红。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恩师在一起的一件件往事,已经分不清哪一件是梦境哪一件是现实。在我生活所迫,不摸笔不阅读书籍的日子里,我有时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死去了,活着的只是和我并不相干的躯壳。是恩师又一次走进了我的梦乡,他说,写点东西吧,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多情善感,忧国忧民。写文章讲究一波三折,诗文似山不喜平,给你念首打油诗吧:俺的老母不是人,本是天山一尊神,三个儿子都是贼,偷来仙桃献母亲。

我像一个复活者,又一次拿起笔来沙沙地向前写着。记得86年的11月,师娘在医院查出了胃癌,恩师得知这一消息后,三天没有说一句话,但他写作的时间却延长了,每天晚上恩师都要写到凌晨一点多钟,困倦了时,他爱闻一瓶风油精,痛快地打上几个喷嚏,又接着往下写。过了很多年,我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才明白:恩师之所以这么疯狂创作,是因为他想忘掉摆脱这沉重的打击,他只有在写作中才能得到解脱,寻找快乐的源头……

那一天上午,我去邮局寄投恩师的书信,刚到邮局就雷声大作,铜钱大小的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地奔跑着,躲避着风雨。我隔着窗玻璃,上面的雨水蚯蚓般扭曲着我的脸颊,一股冷风夹带着雨点破门而入扑到我的身上,我侧了一下身子。突然才想起,现在只有恩师和他90多岁的父亲在家,一个半瘫子,一个90多岁神志不清的老人……我再也没敢停留,顶着风雨来到家中。我看见恩师和老人倒在院子里,在雨水中挣扎着。恩师在卧室里听见倒在雨中的父亲呼喊着,他没有多考虑什么,这场风雨的来临,也许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又让恩师去遭受一次磨难。没有人会知道恩师是如何爬出屋去,爬到父亲的身边……在雨中无能为力地和父亲搂在一起……

我先把90岁的老人背到屋里,又把恩师搀回卧室,恩师全身早已湿透了。他坐在沙发里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我连照顾父亲的能力都没有,我真是罪孽……恩师哭着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游出这片苦海呀……

多少次在梦中,我看见恩师微笑着朝我走来,他的步伐是那么的矫健……


刘凤海也是郭澄清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作家。他是山东陵县人,陵县与宁津是邻县。2011年12月20日的《德州晚报》,“人民公社”版发表了一篇他回忆郭澄清的文章《春蚕到死丝方尽》,文中也谈到了郭澄清先生病重期间拼命创作的情况:


郭老被查出脑血栓后,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艰难的创作道路上拼搏。不少朋友劝他:“老郭,身体是本钱,可要注意身体呀!”可是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花名册在毛主席那里,阎王爷那里没有我的名字,找不着咱!”……有一天,我听医生说郭老近来身体不太好,我由县城去郭皋庄看望他。我是郭老的座上客,推门就进,进门不必打招呼。不料,一进门正看见郭老的夫人刘宝莲和儿媳正给郭老跪着说什么。我一下愣在了屋门口了,怎么回事?只听他儿媳妇秀珍说:“爹,为了创作你这么拼命,你把身体拼坏了可怎么办呀……”宝莲几乎是央求他说:“老郭,你要把命拼完了,咱家俩八十岁的老人,老的老小的小,以后叫俺们怎么过呀……”说着宝莲掉泪了。郭老忙搀扶起夫人意味深长地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是活得有没有价值!难道我不知道自己的病吗?”

我听了郭老说给他老妻的这几句话,心里不由一热,眼里立时也汪满了泪。我忙走上前去劝郭老说:“郭老师,你可千万要保重啊!”郭老说:“凤海啊!正因为我明白自己的病情,我才与时间赛跑。”郭老的话让我想起了中国文坛巨星东方朔的名言:生当有益于人,死当无害于人。我懂了,我明白他为什么这样拼命创作了。


刘德亮在《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文章里,也有一段描写郭澄清在重病中坚持创作的文字,看后让人动容:


十年来,郭澄清同志一直像“保尔”那样,在与病魔作斗争中创作和生活。虽然病魔使他左手和左腿的下半肢失去知觉,不能活动,但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以嘴代手拔下笔帽,以被子、枕头作靠椅,以窗台当书桌通宵达旦地创作。即使在病重、脚上扎着吊针,脖子上打着封闭的危急情况下,他也没有搁笔。

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他正埋头创作,突然听到房顶传来一阵“咔嚓”声,不好,房子要出事!他来不及多想,用尽全力滚下炕,爬出门。身子刚来到门外,“轰隆”一声巨响,房子倒塌了。他挂心的不是屋里的家具粮食,而是刚写了一半的手稿。村民们闻声赶到时,他第一个要求是想法把手稿弄出来。


郭澄清在病魔缠身的日子里,为什么这样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我们曾经深思过这个问题。他把写作当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为党多做一点贡献,固然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信念。然而还有一件事也是促使他忘我奋斗的原因之一。有一次,被他寄予厚望的学生刘俊江去看他,在谈到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时,郭澄清曾说过:“文学作品,好弱,你活着不算。只有时间才能做出公正的评价。我要写出让现在的人不说好的作品来。”二十几年后,在宁津县柴胡店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们采访刘俊江时,他谈起老师说这句话时的神态。他说:“郭老师倚在被窝卷上,左半边身子已经失去知觉,说话也有些不太清楚了。虽然说话的意思是坚定的,可他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生病前的那种锐利。我听了老师这些话,心里一是为老师感到惋惜,二是感到老师有些说大话了。重病缠身的他,心愿实现不了了。

对于自己前半生的文学创作,郭澄清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业务自传》里,他写道:


时代不同了,社会在前进、在变化,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更新,《大刀记》只能代表那个时代,到今天来看自然也有很多不足……新时期以来,我的创作十分艰难痛苦,除肢体瘫痪写字困难外,更痛苦的是自己不能投身到当前火热的生活中去,不能亲身体验改革开放大潮,创作也就难以反映现实生活,艺术上的追求也难以引起文坛和社会的共鸣及关注……回忆自己四十年的创作历程是艰难曲折的,六十年代“左倾路线”,七十年代赶上“动乱”,都使我的创作受到严重的干扰。而今天改革开放,创作自由,我们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空前好的历史时期,正可以大展宏图,我却病魔缠身,不能投身于生活,反映现实生活,心中极为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述。


他对《大刀记》的评价和反思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深思。虽然1975年版的《大刀记》是在委曲求全的情况下写作、修改和出版的,可那毕竟是自己的作品呀。斗转星移,事过境迁,他知道时间在慢慢地惩罚着自己——《大刀记》只能代表那个时代,到今天看自然也有很多不足——从《大刀记》初版到写这份《业务自传》,只不过才十一二年的时间!他关于自己文学创作的不足和困难的言说,与他和刘俊江的那番交谈,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他有写出让后人说好的文学作品的雄心壮志,可是已是时不我待了!

把这份自传中关于他对自己文学历史的反思,与他在1965年1月那次发言中的关于文学创作目的的文字相比较,我们发现他已经对自己几十年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最沉痛的反思。在那次发言中,他说:

“那时写的一些小说、故事、散文之类的东西,也是在一些新人新事感染之下,为了配合党的政治宣传人物写出来的……那时写的一些作品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大部分作品的人物形象不鲜明、不高大,主题思想不深刻。”

那时,他唯恐赶不上形势而苦恼。到了生命的晚年,他认识到了自己紧跟的形势实际上是“六十年代‘左倾路线’,七十年代赶上‘动乱’,都使他的创作受到严重的干扰。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了。作家在极大的范围内,可以按照自己的内心来写作了。可是,自己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这,不仅仅是郭澄清一个人的悲哀,也不是“中国作家”这个群体的悲哀,而是我们国家当时政治的悲哀。

实际上,郭澄清没必要过分自责。著名评论家雷达在他评价《大刀记》的文章《一位不能遗忘的好作家》里,他对郭澄清和《大刀记》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他写道:

 

“郭澄清先生在《大刀记》中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激情,这成就了这部作品,但同时也因作品中人物大都被划分到了好与坏、敌与我、革命与反动等等二元对立的营垒,过于直露,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含蓄性和丰厚性。这当然不是郭澄清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代文学风气使然。但是,毫无疑问,在整个‘文革’文学的公开创作中,郭澄清的《大刀记》属于一个重要的、有特色的文本,尤其是他对于中国传统小说艺术手法的继承和发挥,他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张扬和美好人性的展现,他在那样一个迷狂年代里,带给我们一种难得的清醒和艺术享受,它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重新思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郭澄清是一位扎扎实实深入生活的作家,是一位认定了人民是文学创作的母亲的作家,是一个坚持了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作家,是一个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家,因而也是一位不能遗忘的好作家。”


如此,郭澄清先生也可以瞑目了!


参考阅读:

黄书恺 高艳国 | 郭澄清评传 -22 郭澄清的菩提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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