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南联大能成为世界一流?

中美学者视界2018-11-09 11:45:28


来源:《上学记》 作者:何兆武口述


《上学记》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以前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


书出版后,好评如潮,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有评价将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自由散漫的作风


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比如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各个级的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挺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没有什么。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争了起来,那时候正在征调翻译官,有的同学是自愿的,可也有分派。比如哪一年级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强制性的,梅贻琦校长亲自开会做动员。回来后有个同学就骂:“梅贻琦官迷心窍,这回可是大捞了一把,可以升官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打仗需要人,征调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怎么能那么想呢?”于是我们就在宿舍里吵,不过过去就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上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工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挺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然不在这些,有工夫都用来读诗、看小说了。于是决定改行,把梁启超的东西拿来看看,诸如此类,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学分不够也可以补,至多是多读一年。我想搞文科,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文科生要学一门自然科学,学理工的国文是必修。另外英文也是必修,6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那就是选修了。


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挑。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怎么样,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没什么内容,简直浪费时间,还不如我自己借本书呢,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上。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像文、法学院其他专业,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即便历史系的学生也不见得必修。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老些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全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管。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的。


再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在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没有任何学历,连中学都没念过,并且当过兵。后来他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先生讲课不行的,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讲课也不行。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呀,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我想他那么重的口音,英文发音也不会太好。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的作品,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锺书先生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似乎有点喜欢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另外,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个。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那儿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袱进来,往桌上一放,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但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滞在香港。


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套四合院的房子。可是后来一打仗就不行了,每况愈下。从1937年打仗到38年、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西南联大时候,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70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由于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个别有点钱的在外边自己租间小房子住。还有的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一位,那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


青年时期的汪曾祺(中)


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当时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当年的艰难,恐怕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了。假如那个时候要收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子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学校不是做生意,不能因小失大。毕竟赚钱不是目的,为国家培养人才才是最大的收获。


青年时期的杨振宁与邓稼先


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才真正的幸福。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大家总是乐观地、天真地,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学校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极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上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去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清楚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儿高谈阔论,对着吹。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到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正好像拿世界冠军一样,下运动场的时候必然想着:“我一定得超过他,我一定能打赢他!”如果一上来先自己泄了气,“哎呀,我不行,我不行”,那还怎么可能打败别人?科学一代一代发展,总是后胜于前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所依赖的基础不同了。我们之所以比他们高明,是因为站在了他们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话。牛顿花了前半生的工夫得出三大定律,可是今天的中学生听老师讲一个钟头不就明白了吗?但我们不能为此就嘲笑牛顿。任何学术都应该,而且必然后胜于前,尤其对于那些有才华的人,他的眼界就应该比前人更高。假如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师背后,什么“字字是真理”,那是没出息的表现。


再比如老友王浩,他是学数学的,后来是世界级的权威了,可是对哲学极有兴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倒很谦逊,总说不懂不懂。可有时候聊着聊着,无意之中,忽然他就吐露出非常狂妄的话。比如我们谈到某某哲学家,我说:“在这个问题上,这位哲学家好像没有说得太清楚。”他突然来一句,说:“哲学总有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这么讲了。”就是说,他没那个水平,只能讲到这儿为止了,结果把一个大哲学家说得好像挺不值钱的。我想,这些地方反而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比如我,大概永远不会是有为的。


那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得看上两三次。我在昆明待了七年,看了大概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盖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电影之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接下来才是看电影。


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片子很快就出来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也是马上就公映。那次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三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正当年的时期。可他衰老得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三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脑溢血,突然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初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还有音乐片。像讲小施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它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啸山庄》,当时译为《魂归离恨天》,那个也很好看。还有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的《蝴蝶梦》,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美国前总统里根曾是电影演员


那时候的新片子非常多,里根的电影我也看了好几部,在当总统以前,他是个二流演员。当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面给Eroll Flynn配戏,用京剧的行话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


据说当时担任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大家都言之籍籍,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比如《卿何薄命》、《魂归离恨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附带说一点,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电影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比如Laurence Olivier、费雯丽主演的《汉密尔顿夫人》,描写了特拉法尔加海战,那在英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还有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都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同时也享受了美妙的艺术。再比如狄斯尼画的Fantasia,用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等名曲伴奏,最后以舒伯特的《圣母颂》结尾。看过之后,真是令人仨月不知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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