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福海 | 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本为什么是最好的?

未曾读2019-05-16 18: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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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先生去世已经快八年了,但是许多读过或没读过杨宪益译作的人,都对他怀有一份崇敬之心。我有幸翻译过一点诗,包括汉诗英译,所以特别关心这方面的书籍。近日又重新研读杨宪益的汉诗英译及其他一些散文、小说译作,心生感慨,斗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在从事汉诗英译的国人当中,杨宪益可能真的是最好的。首先,他的英文相当优秀,胜过如今海量的英语文学的专家学者。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汉诗英译,并不是说英文的对错。许多译者连语法都不过关,那就免谈了。那些译本首先要排除掉,剩下的再谈好坏。其实,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要克服的难题,除了语言差异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差异。有些人谈论翻译,对忠实不忠实过于斤斤计较,他们不太会想到,在汉语中的一种说法,在英文中可能是另一种说法,直译的话,有时并不符合他们的语言习惯。撇开这个问题来谈翻译的忠实问题,永远都是肤廓的。

但是,我也并不像有些翻译理论家那样,主张翻译不必忠实于原文,甚至主张误解都是好的。误解毕竟是误解,弊多于利。橘树生于南国,移植到北方,大多数情况下,其果实都不会是好吃的,偶尔杂交出一个新品种,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杂交都是好的。杂交也要讲究技术,是否可以杂交、如何杂交、杂交之后如何进行特殊的培养,这里面水很深。杂交之成功,有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杨宪益的英文之所以好,除了他有在英国留学的经历、对古希罗文学、法国文学等多国文学的深刻感悟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吃不准某种译法是否地道,或者是否会引起英语读者不必要的误解,他可以随口问坐在他右手边的戴乃迭女士。

杨宪益与戴乃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同时出现了两种《红楼梦》的英译本,一种是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三卷本,英译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出版于1978至1980年,另一种是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与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五卷本,英译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出版于1973至1986年。这是他们各自独立完成的、迄今最完整的英译本。一般认为,杨宪益最大的翻译成就是他与戴乃迭合作英译的《红楼梦》。

本文基于一些新发现的材料,通过从杨译本和霍译本的接受程度、底本选择、修改过程、诗歌翻译等多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客观的比较,试图廓清读者中普遍存在的一些误解,并对杨译本的价值进行重新认识。


一、杨译本与霍译本的接受


有些专家在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时,总喜欢把杨译本和霍译本放到对立面上,声称在西方社会,杨译本接受度低,霍译本接受度高,导致国内一些不知情的人认为杨译本差,霍译本好。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英美读者出于对自己熟悉的出版社的偏爱,很自然地就会选择企鹅(Penguin)出版社的霍译本,而不是中国的外文出版社的杨译本。在做统计工作时需要以不同的参数来计算。由于翻译策略上的差异,即使杨译本不如霍译本好,那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坏。杨译本与霍译本的差异,是两个优秀译本之间的差异,绝不是任凭什么人都可以说长道短的。

刘朝晖对美国大学生进行过抽样调查,分析比较他们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的接受情况。杨译本偏向于直译,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在霍译本里被淡化或转化,在杨译本里往往照直译出。按理说,霍译本在美国应该拥有广泛的读者。但出乎意料的是,接受调查的、主修或辅修中文的学生都没有读过《红楼梦》,而且根据反馈,霍译本的自然流畅度仅略高于杨译本。可能是小说的文化背景对读者来说过于陌生,两个译本在“语言自然明白度”上都得分不高。刘朝晖称,根据“完形填空正确率”的结果(这是“判断文本可接受性的最重要参数”),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不存在本质区别”(刘朝晖《<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可接受性调查——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生的抽样调查为例》,《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

由此可知,一个译本是否被读者接受,并不完全在于其语言流畅性,更重要的是其文化背景。笔者见过两本美国出版的专著,其中提及霍译本和杨译本在美国读者中的评价。一本是威廉•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教授的《中国传统文学手册》(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印第安纳大学1986年出版。书中称赞杨译本是“完整而准确的”,同时称赞霍译本是“精致的”,认为两个译本同样优秀。另一本是玛格丽特•贝利(Margaret Berry)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英语书目笺注》(The Chinese Classic Novel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efly English-language Studies),加兰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书中称赞杨译本说:“根据各地的读者反馈,杨译本和霍译本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学生的评价认为,有时他们更喜欢杨译本,因为它是更加感人的、同情的、贴切的。”书中还称赞杨译本“在某些方面略胜一筹,如对诗歌的翻译、私密对话的呈现,以及一些描写悲哀、感人场景的章节”。这本书还称赞了杨译本的装帧,称精彩的插图“描绘了小说人物和真实的背景细节”,对他们理解小说很有帮助。这两位作者都是在美国研究《红楼梦》或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教授,他们亲自从事研究,与学生直接接触,对杨译本是否被他们接受是最清楚不过的。这是第一手资料,所以也最为可靠。

A Dream of Red Mansions,杨译本《红楼梦》

杨译本和霍译本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在许多方面又有相似之处。完全否定一方,也是对另一方的贬损。杨译本是杨、戴两位优秀翻译家的合作成果,虽然倾向于直译,但其语言依然是流畅的。霍译本追求语言流畅,但也并不完全脱离原文,有些专有名词的翻译,亦步亦趋的程度并不亚于杨译本。对于《红楼梦》诗词(俗称“红诗”)的翻译,他们都尊重原诗的形式,即中国古典诗词格律,采用英国传统诗歌中的格律诗体,希望达到与之对等的艺术效果。“红诗”是《红楼梦》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历来备受关注,“红诗”的英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红楼梦》的英译质量。特别是《葬花吟》这首诗的英译,杨译本和霍译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抑扬格五音步的格律诗体,而且霍译本在形式上更加完美。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两位翻译家的译诗,跟某些“明星翻译家”的译诗比较,其差别并不在于采用格律诗体还是自由诗体,而在于诗中的韵味、境界是否传达到位。杨宪益和霍克斯在英国传统诗歌方面都具有深厚的修养,他们在“化解”原诗上都做足了功夫,两种译本的区别只是一个老成稳重一点,一个云淡风轻一点。


二、杨译本与霍译本的《红楼梦》底本的比较


选择翻译的底本,对翻译质量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杨译本和霍译本都在各自的译序中说明了他们对底本的选择。霍克斯在译序中说他基本上依据程高本,但也并不拘泥于某一个版本。然而,从霍译本的译文来看,霍克斯似乎并未细心参考、比较其他版本。所谓程高本,分为程甲本和程乙本两种,均为一百二十回本,最后四十回据说是由高鹗根据相关资料补足的。由于程甲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未曾整理出版”(启功语,参见1987年北师大版《红楼梦》校注说明),霍克斯所说的程高本很可能就是1927年重排、解放后大量印行的程乙本。在程乙本中,高鹗、程伟元根据清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原作进行了大量改动,这个版本虽然一度十分流行,但一般认为与曹雪芹的本意相去甚远,艺术上也略逊一筹。

杨宪益在译序中说他基本上依据1973年影印的1911年有正书局本,后四十回则依据1959年重排的程高本。所谓有正书局本,实际上是戚蓼生序本的石印本,是一个早期优秀的脂评本,更加接近于曹雪芹的原本。据杨宪益回忆,他和戴乃迭在1964年即已完成《红楼梦》前一百回的英译。《中国文学》杂志曾发表过其中的部分译稿,前言中明言其底本是1958年出版的俞平伯校订的《八十回校本》,而俞校本的底本就是戚序本。杨宪益选择戚序本,很可能是受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事实上,杨戴早在1959年就将该书译成英文出版。鲁迅在写作此书时,引文都出自戚序本,这是很有眼光的。杨宪益又说,他们在版本的甄选上曾得到吴世昌的帮助。据说霍克斯在翻译时也得到过吴世昌的帮助,但杨译本在版本上的这种传承关系,是霍译本所不具备的。

戚蓼生序,有正书局本《红楼梦》

程乙本是在程甲本改动的基础上再作删改的版本,在《红楼梦》的众多版本中,它是与曹雪芹的本意相去最远的。王丽敏在《<红楼梦>程乙本版本研究综述》一文中指出,程乙本是有人为了牟利而冒充程、高进行删改的,改得很糟。沈治钧等对程甲本和程乙本进行对校后认为,程乙本对程甲本的改动得不偿失。刘世德在比对两个版本的前十回之后也指出,程乙本的修改是缺点多于优点,失败大于成功。日本学者金子二郎对胡适推崇程乙本的观点表示怀疑,在《红楼梦考(一)》一文中指出,程乙本是“根据情节主观地予以改订,未必具有一定的方针”,“这种改订倒不如说改坏、改过头了”。

例如第十八回,说元妃省亲,让众姊妹题诗,其中一首七律“文采风流”,戚序本题为李纨所作,而程乙本题为探春所作。迎春、探春、惜春三人按理都只作了一首七绝,当中冒出一首七律非常唐突。又如,黛玉代宝玉作了一首《杏帘在望》,“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两句中“绿”字尤为洗练而生动,各脂评本和程甲本都作“绿”,只有程乙本作“熟”,是程高本的一个败笔。霍译本根据程乙本译为“熟/ready to prepare”,这是霍克斯未能细心参考、比较其他版本的间接证据。第二十七回在《葬花吟》这首长诗之后,戚序本只有十八字即戛然而止,而程乙本增为三十八字,尤显啰嗦。在这些地方,两个译本都各从其底本译出,其艺术效果也相应地受到影响。

第十七回,贾政、宝玉与众人游大观园,见到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奇花异草,宝玉自告奋勇,说了一长串名字。程乙本在文中夹有“见于左太冲《吴都赋》”“见于《蜀都赋》”等字样,读起来很是别扭。冯其庸根据各脂评本,认定这是对正文的批语,程乙本将其误入正文。霍译本照译,这也是霍克斯未能细心参考、比较其他版本的一个证据。

再试举两例如下:

戚序本第一回:“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下划线为笔者所加)杨译本照此译出。

程乙本第一回:“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下划线为笔者所加)曹雪芹辛苦十年创作《红楼梦》,实际是托一块石头来揭露“炎凉世态”,其用语是极为沉痛的。程乙本的“引登彼岸”是佛教概念,指证得佛法之后脱离一切烦恼的境界。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出世的,两者有天壤之别。加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数语,使人觉得《红楼梦》不过是一部平庸的言情小说。而霍译本照此译出,自然会损害到小说的思想和艺术。

戚序本第七十八回,宝玉在创作《芙蓉女儿诔》之前有一段对八股文的批判:“无奈今之人全切于功名二字,故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我又不希罕那功名,我又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言……随其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绳尺之间哉?”

这段文字生动地刻画了宝玉的叛逆形象,杨译本一字不漏地译出。这些在程乙本中荡然无存,霍译本自然也译文缺失。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和艺术是互为表里的。由于霍译本的底本选择未能尽善,译文哪怕再自然流畅,其艺术效果无疑已受到损害。相对而言,杨译本的底本选择精当,又以直译为主,其获得读者好评也是情理中的事。

三、《红楼梦》的英译初稿与全译本的比较


杨宪益与戴乃迭从1961年开始合译《红楼梦》,1964年完成前一百回的初稿之后被迫停笔,1972年出狱后继续翻译,直到1974年完成全稿,前后共耗时约七年。我们无法知道杨戴在当时完成的“初稿”的具体情况,也无从将初稿与1978-1980年出版的“全译本”进行全面的比较。《中国文学》杂志在1964年第6-8期上曾刊登过杨戴的初稿的九个章回(第十八至二十回、第三十二至三十四回、第七十四、七十五和七十七回)。我们将其中第十八回的译文进行比较,试图推究从1964年到1978年这十五年间杨戴的译稿发生了哪些变化,由此论证杨戴翻译观的发展轨迹。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将杨戴的初稿与全译本比较后发现,改动内容主要分为几类:

一、词语调整。如元春乘坐的版舆,初稿译为great chair(大椅子)或sedan chair(轿子),全译本统一改为比较正式的palanquin(轿子)。

二、错译改正。如元春下舆后“更衣”,初稿译为“wash her hands/洗手”,全译本直译为“change her clothes/更换衣服”。其实古人说“更衣”也有上厕所的意思,译为wash her hands也并不全错。

三、删繁就简。如戚序本有一段作者插话“此时自己回想当初”云云,其中“《灯月赋》《省亲颂》”等在汉语中极为精简的短语,初稿逐字译出,全译本以解释代直译,简而化之,务使行文流畅。另外,这段话在初稿中语言风格比较老派,全译本改为地道的现代英语,读来更觉亲切自然。特别是文中隐含的说话对象“观者诸公”,也从初稿的单数阳性代词him改为复数代词themselves,避免了性别问题,更符合现代读者的政治观念。

四、改善句法。如元春发现大观园内“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一句,初稿依据原文译为一个陈述句,全译本改为直接引语:“This is too extravagant!(这太奢华了!)”而且这句话单独作为一行,非常醒目,加强了艺术效果。这个处理与程乙本相同,可见杨戴也参考过程乙本。

对照两个译本发现,初稿基本上理解准确、语言流畅,但毕竟初稿的翻译速度较快,许多细节还有些粗糙。全译本在行文流畅的前提下修改得更精准了,情节与人物关系更显豁了。值得注意的是,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词语,改为更精准的词语之后,行文并未变得艰涩。有些文字虽经过调整,或许仍然有些艰涩难懂,但那是译者为保留小说中的文化内涵而有意为之。

总之,这个章回的散文部分改动不多,改动最明显的是“红诗”部分。第十八回是《红楼梦》里诗词比较集中的章回。其中,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四首绝句的英译,比较明显地呈现了从初稿到全译本的修改过程。

这四首绝句在初稿中基本上以直译为主,非常贴近于原诗,如诗词中的常用词“天上人间/earth and heaven”“精奇/strange and rare”“神思/heart and mind”“万物/all things”“山水/hills and water”“千里/a thousand li”“楼台/towers and pavilions”“日月/sun and moon”。甚至像“衔山抱水”这样的组合词也逐字译为“围着山,抱着河/enfolding hills, embracing streams”,可谓非常忠实。

在初稿中,这四首绝句都按诗的形式译成四行,但没有明显的音步,音节数也不相同,大多数诗行在十个音节左右。最短的只有八个音节(园成景备特精奇/Sights strange and rare fill the garden),最长的有十四个音节(衔山抱水建来精/Enfolding hills, embracing streams, laid out by skilful hands)。

在全译本中,这四首绝句基本上改为每行五音步,部分押了尾韵,但韵式有所不同。元春和探春的诗每行都是五音步,单数行不押韵,双数行押韵(ground/found、render/splendour)。迎春的诗可能翻译难度较大,每行音节数仍不整齐,但首尾两行押韵(find/mind),中间两行押韵(pen/men),韵式是“包韵”。惜春的诗每行都是五音步,前两行押韵(infinity/sky),后两行押韵(sun/outdone),韵式是“随韵”。因此,这四首绝句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于英国传统诗歌中的格律诗体。

从词语的改动来看,元春的诗,单数行保留了初稿中的十个单词或词素,修改不多,双数行保留了初稿中的五个单词或词素,修改较多,可见改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数行上押韵。迎春的诗,第一行增加了短语“we find/我们发现”,第二行将“I write/我写”改为“I take up my pen/我提起笔”,可见改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做到“包韵”。探春的诗改动较大,基本上是重译。惜春的诗,初稿中直译的“hills and water/山水”缩改成“landscape/风景”,初稿中直译的“楼台/towers and pavilions”缩改成“高台/high pavilions”,初稿中直译的“千里/a thousand li”改为“infinity/无限”,第二行将“云”改为“天”,第三、四行语序更换,可见改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做到“随韵”。从语义上来看,修改后的译诗并没有根本改变原诗的意思,如“山水”原本就是“风景”的意思,“楼台”是偏义复合词,不必拆开来讲,“千里”不过是个约数,“云”和“天”在诗词中经常可以互换。杨译本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修改和调整,虽然在形式上还未做到十分完美,但毕竟在理解准确和形式优美之间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没有造成有些评论家所说的“因韵害义”。

可能这四首绝句在整部小说中并不是水平很高,也可能翻译时间太紧,杨戴并没有像对待第五回的判词,或者《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桃花行》等名篇,甚至第十八回中其他几首诗那样,作仔细的推敲和修改。但即使如此,通过比较,我们大致感受到了杨戴在“红诗”的英译中对诗歌翻译艺术的追求。杨戴的译诗,在确保意思准确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追求形式的完美。初稿中整首译诗都不押韵,全译本改为部分或全部押韵,虽然有时每行的音节数并不固定,音步数并不整齐,但全译本在逐步向完美的形式过渡,译诗经过反复修改的轨迹是明显的。


四、杨译本与霍译本的“红诗”翻译的比较


诗歌翻译离不开形式的移植,翻译诗歌而抛弃了诗歌形式,也就谈不上诗歌翻译的艺术。杨译本从初稿到全译本的修改过程,反映了杨宪益与戴乃迭在诗歌形式上共同的不懈追求。在“红诗”英译的形式上,霍译本比杨译本做得更加出色。纵观霍克斯和闵福德合译的整部《红楼梦》,绝大多数“红诗”都翻译成每行押韵的诗体,音步数整齐划一,节奏分明,个别几首较难翻译的诗篇也至少做到了隔行押韵。这反映出霍克斯和闵福德在英国传统诗歌方面具有极为深厚的修养。

闵福德(左)和霍克斯

但是,霍克斯对“红诗”中许多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词语或内容作了有意的删改或无意的曲解,例如有些地方将“红”改译为green(绿),将“杜宇”改译为nightingale(夜莺)等,冲淡了“红诗”中的中国文化韵味,从长远来看,会造成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杨宪益对中英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深厚修养,确保了杨译本在英译“红诗”时比较接近于英语传统诗歌的艺术标准,同时又比较准确地传达“红诗”中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词语和内容。

试以第七十回的《桃花行》一诗的英译为例。“天机烧破鸳鸯锦”一句,杨译本为:Duck-and-drake brocade from heaven's loom is burned。霍译本为:Heaven's new bed-spread is burning on the dawn loom of the skies。“天机”是指仙女使用的织机,“鸳鸯锦”是指天机上带有鸳鸯图案的织锦,“烧破”是比喻其色彩鲜艳。这句诗以“锦”为核心,比喻桃花如在天机上燃烧的织锦。杨译本说brocade is burned(织锦在燃烧),译意到位,语言流畅,而且原文每个字都有着落。霍译本说bed-spread is burning(床被在燃烧),既有heaven(天界)又有skies(天空),显得重复,而且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鸳鸯”也不见了。

第四十五回的《秋窗风雨夕》一诗,杨译本和霍译本各有所长。霍译本除了前面提到的形式完美之外,在两处使用隔行重复的手法,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顶真”修辞法移植过来,堪称绝妙。杨译本前八句每句都含有一个autumn,具有音韵上的“复沓”之美,这是因为原诗是拟《春江花月夜》写成的,前八句每句都含有一个“秋”字,杨译本模拟原诗,可谓精巧之极。再看“自向秋屏挑泪烛”一句,其中“挑泪烛”是指古人用油灯,灯油像泪一样滴落,凝固在灯盏边上,需要不时将其剔除,使灯更亮,一般说“挑灯”。诗人在秋夜里“不忍眠”,于是借“挑灯”这个动作,反映出诗人的无聊、寂寞和惆怅。不知道霍克斯是有意删改还是无意曲解,将这句译为I watch the candle at my bedside weep,诗味大减。其实这个“挑”字,正源于霍克斯所依据的程高本,戚序本作“移”,不如“挑”字来得生动。杨译本参考程乙本,改用“挑/trim”字,译为But trims the candle by her autumn screen。可见杨译本不仅在底本上择善而从,而且有效地保留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意象。正如唐均、冯丽平在《红楼梦学刊》2016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所言,“杨译本不管从形式上还是立意上,都更接近原诗,更忠实于原诗”,“杨译本的显著特色就在于对原文的有意识模仿,译者对诗歌文化词的翻译更忠实于原文”。

第三十八回也是《红楼梦》中诗词比较集中的章回,其中包括菊花诗十二首,以黛玉的《咏菊》《问菊》《菊梦》三首最佳。《咏菊》的最后两句“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是这首诗被推为魁首的关键。霍译本为:That miracle old Tao did once attain; /Since when a thousand bards have tried in vain,其核心成了陶渊明达到的“崇高境界/miracle”,说他的境界后来诗人都未能达到,俨然有总结文学史的架势。而杨译本为:Ever since Tao Yuanming of old passed judgment, /This flower's worth has been sung through the centuries,说自从陶渊明之后,菊花一直受人景仰,其核心仍然是菊花。虽然黛玉的《咏菊》以其“立意新”而受到赞赏,但一首诗之所以好,并不仅在于它的立意高、口气大,更在于它的恰如其分;对于一首咏物诗而言,还要求它是一首咏物诗。

咏物诗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门类。这里的十二首菊花诗都是咏物诗。咏物诗要求对所咏之物作细致的描绘,写出其特点,不与他物相混,所谓“体物肖形,传神写意”,同时又不拘泥于所咏之物本身,能抒发个人情感或揭示出一个哲理。一首好的咏物诗,有时言在彼而意在此,不应游离于所咏之物,其佳处就在于那种“不粘不脱,不即不离”的关系。

就这首《咏菊》而言,如果归结到歌颂陶渊明的境界,就未免游离于所咏之物了。黛玉的另两首菊花诗,《问菊》归结到“解语”、《菊梦》归结到“醒时”,都不游离于所咏之物。《咏菊》虽然借用陶渊明爱菊的典故,但其归结点还是菊花,诗中“平章”和“说到今”的宾语都是菊花,而不是陶渊明。只有这样理解,这首《咏菊》才称得上是夺魁之作。杨译本的主语是“菊花的价值/This flower's worth”,这样的理解和翻译才是恰切的。杨戴两位深谙中国咏物诗的体性,在译诗中有效地保留了富有中国诗歌文化的内涵。


五、结语


文列叙杨译本和霍译本的各种英译实例,并不想孤立地拔高任何一个译本,简单地评判哪个译本更好,而是希望客观、具体地品评两个译本的优劣,尤其是强调备受指责的杨译本也存在诸多长处。翻译典籍,尤其是翻译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国文化典籍,跟翻译通俗小说是有本质区别的,译者的主体性也受到更多的限制。在翻译《红楼梦》这部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小说时,译者的一头连着古老的历史,一头连着异质文化的读者,就特别需要对历史多一份尊重,对读者多一份体贴。译本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出典籍中的文化内涵,可能是决定译本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这一点而言,译者对来源语文化的修养与对目的语文化的修养同样重要。杨宪益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造诣,无疑会在他与戴乃迭的合作翻译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就凭这些,杨宪益(包括戴乃迭)英译的《红楼梦》,足以与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译本并存而抗衡。

The Story of the Stone,霍译本《红楼梦》

我们在赞扬霍译本的语言流畅,包括他如何巧妙地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文字转化为西方文化可以接受的文字时,往往很少想到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只是一个迁就当下读者的权宜之计,它应当是一个长远的文化交流活动的组成部分。在我们指责杨译本过多地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文字加以直译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想到,在阅读外国文学(无论对于阅读外国作品的我们来说,还是阅读中国作品的外国读者来说)时,译者固然需要考虑到读者已有的知识储备,同时也应该期待读者具有接纳外来文化的宽容。杨译本注重直译,读者可能一时不太懂得某种花草、某类颜色、某个意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但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未来的英语读者会越来越发现杨译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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