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谈资|天津租界风云:北洋退休高官的后半生

新周报2018-10-16 16:39:44

天津租界位置及代表人物简略示意图

1860年至1945年期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比利时等国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协议,在天津相继设立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租界,清廷遗老遗少、北洋政府下野军阀政客等人,纷纷寓居天津租界,他们在此居住的时间或长或短,却都在这里留下了属于他们的回忆……

大总统的置业首选

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是北京,北洋高官的置业首选却是相邻不远的天津,更准确说是天津租界。

从1860年清政府允许外国在天津设置租界以来,到1912年民国肇建时,天津已坐落着英、法、德、意、俄、日、奥、比八国租界,占地约2万亩。在治外法权的荫蔽下,租界内金融机构和贸易公司林立、商号和酒店比肩、各类工厂聚集,更有其他传统中国城市难以比拟的电力、电话、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堪称北方首屈一指的现代化都市。

北洋高官看中天津租界良好的社会治安、自成一体的法治空间、西方化的教育环境,以及稳定的房产价值,纷纷前来买地建楼,安置家眷。在任时,他们经常在周末乘坐京津铁路快车到天津探亲或者游玩,下野后更是选择在方便舒适的租界居住,真正“衣锦还乡”者少之又少。

英租界是天津各租界中的“总统之选”。北洋政府7位国家元首当中,有4位选择在英租界置业。盛茂道上除了黎元洪宅邸外,还有“贿选总统”曹锟的宅邸。祖籍天津的文人大总统徐世昌,同样在英租界有两处大宅。从1922年卸任大总统到去世,17年间,徐世昌没有离开过天津一步。

以奉天为基地的大元帅张作霖,在英租界香港道买了两处房产。除此之外,奥匈帝国租界里也有两位总统的产业:租界内金汤二马路南侧是北洋政府第一位大总统袁世凯的宅邸,马路对面则是第三位大总统冯国璋的花园洋房。天津人将两座宅邸的关系称之为“左右冯袁”。

国家元首如此,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和省长们,自然也对在天津租界购置房产趋之若鹜。在英租界“五大道”中,随便哪一条街都能数出七八处高官宅邸。

北洋政府内部斗争激烈,总理、总长辞职,督军、省长下台实为常事。天津距离北京近在咫尺,下野高官在租界坐津望京,或是窥探复出机会,或是坐等时局变化,随时可以准备出山再搏一把。即便心灰意冷,无意于军政,也可以靠着天津良好的金融服务安心做生意,赚个盆丰钵满。

黎元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袁世凯称帝失败病死后,以副总统接任大总统,但在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落入下风,经历1917年戏剧般的“张勋复辟”后黯然下台,遁入天津租界过起寓公生活。

5年后,1922年6月,直系军阀领袖曹锟挟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之余威,将文人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将黎元洪从天津英租界迎入北京总统府。但仅仅一年后,曹锟完成了修改宪法和国会选举等一系列程序,要把自己正式选为大总统。失去了利用价值的黎元洪被迫签署辞职书,再度回到天津。

自此之后,黎元洪安心于下野现实,把自己转型成了“再创业”的投资家。黎元洪去世前,共投资各类银行、企业70多家,金额超过300万元。投资对象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票煤矿公司、汉口第一纺织公司、南阳兄弟烟草公司等著名企业,还有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样的金融机构,以及拍摄了第一部《红楼梦》电影的孔雀电影公司。

在租界发财的北洋高官大有人在。前安徽督军倪嗣冲、前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在任时就是亦政亦商的人物,下野后都倚靠雄厚资金,以天津租界为基地,什么赚钱投资什么,安享荣华富贵,直到病死。

同样生活在租界,后半生相对落魄的北洋高官也大有人在。曹锟身为直系军阀领袖,又当了一年多的大总统,靠自己经营和部下孝敬攒下万贯家财。只是,他的资产多靠亲信和亲戚经营。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曹锟的亲信管家遭到处决,曹锟的财产因之流散。曹锟被冯玉祥软禁一年获释到津寓居,手头拮据。

野心家和血债主的安全区

国民政府在1928年宣布定都南京,北京从首都降为北平特别市,随着中央政府机关搬离,市面顿时萧条了不少,反而衬托出天津更加繁荣。

1930年,张学良借着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介石的功劳入主平津。他把总部设在北平,却更留恋天津的繁华市街和夜生活,也时常与北洋下野高官相往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在天津,除了北洋高官外,还有另一个群体选择在租界聚居,他们便是前清宗室和遗老遗少。1926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以及庆亲王载振、前总管太监“小德张”张恒泰,都是天津日租界居民。

1931年11月下旬,两次发生武装“便衣队”从日租界袭击租界外天津县城的事件,这其实是日本人组织的一场暴动,实际目的是掩护溥仪前往东北,以充当伪满洲国的傀儡元首。

对北洋高官而言,天津租界是谋划行动的安全区。一旦离开租界,就可能遭到刺杀。原“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和原“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就是如此。

北洋时代末期,张宗昌、孙传芳两人的队伍都成为张作霖奉系军队的附庸。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接任奉军军阀领袖的“少帅”张学良,认为张宗昌与日本人关系密切,遂拒绝其所部出关,导致张宗昌的队伍被国民革命军消灭,其本人逃往日本人控制的大连避居。孙传芳在沈阳居住了一段时间,也在张学良选择“东北易帜”、加入国民政府后移居大连。

1931年“九·一八”之后,张宗昌、孙传芳相继迁到天津居住。1932年9月,张宗昌受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邀请前往济南拜访,事毕返回天津时,在火车站遭人开枪射杀。

孙传芳的名声要比张宗昌好一些。1935年5月,日本方面强迫国民党中央军及东北军于学忠等部退出平津,同时煽动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华北实力派人物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实施“自治”。在此期间,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多次游说孙传芳充当“华北自治领袖”,都吃了闭门羹。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在天津佛教居士林被人开枪打死。

面对侵略者的拒与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9日一天之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本军队之手。只有租界内还保持着相对平静。只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此时租界面积已经大为缩小。

1917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成员向同盟国宣战后,天津的德国、奥匈帝国租界就被收回。1924年8月,苏联政府又将俄国租界交还北洋政府。比利时租界则在1931年1月主动交还给了国民政府。面对战争的到来,居住在租界外的北洋“老干部”们纷纷迁入英法租界。

    攻占了平津的日本人,需要利用有名望的中国官员组织傀儡政权,替他们维持地方统治。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正好为日本人提供了丰富的后备人选。而日本人的军事胜利和政治鼓动,也让部分北洋下野官僚政治野心死灰复燃。

    1937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这个伪政权打出了“新民主义”的口号,但“国旗”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国歌”是北洋政府时代的《卿云歌》,连政府各部门长官的职衔也是北洋式的“总长”。翻开伪临时政府创建者的名单一看,果然都是北洋下野高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从天津租界中请出来的。

选择与日本人合流的北洋高官毕竟是少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就开始劝说留在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领袖人物南下,避免被日本人利用。段祺瑞首先响应号召迁居上海。国民政府曾准备委任段祺瑞为国民政府委员,但未及落实,段祺瑞于1936年11月病逝。

留在北平的北洋高官领袖中,也有许多人拒绝了日本人的诱惑。伪临时政府的治安总长齐燮元曾是曹锟一手提拔的直系大将,伪天津特别市市长高凌霨也曾是曹锟的得力谋臣,两人多次替日本人劝说曹锟加入伪临时政府,都被轰了出去。

当时,曹锟的经济状况已经颇为紧张,甚至要靠卖掉部分房产维持生活,但其管家的四姨太刘凤伟仍然赞同曹锟的决定,“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希望说服的另一位北洋高官领袖是吴佩孚。吴佩孚当年被北伐军击溃后,曾被四川军阀杨森迎接到其防区奉节,依然以“孚威上将军”的名义行事。1932年,他甚至带着这支打着五色旗的小队伍回到了北平,在长城抗战时还分担了德胜门的守备任务,直到战后才被缴械。

“七七事变”后,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多次前往劝说吴佩孚加盟临时政府,或者在武汉组建新的政权,都遭到后者拒绝。

1938年5月15日,曹锟因肺炎病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拔牙引发败血症死亡,坊间传言是日本特务唆使医生将其暗杀。国民政府为了表彰两位身处沦陷区的前北洋领袖,同时为了号召其他北洋高官坚持民族气节、拒绝与日方合作,给予曹锟、吴佩孚极高的身后待遇,为二人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据《凤凰周刊》 王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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