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今犹在,世间再无蔡元培

凤凰东方财经2019-07-04 19:49:09

来源:世事

▲ 北大红楼


1917年1月4日,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行至北京大学门口,蔡元培撩帘挺身,健步走下车来。


校工分立两侧向迎面行来的新校长鞠躬致敬。


蔡元培摘下礼帽,回敬以深深一躬。校工们面面相觑,全惊愣了——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不需把校工们放眼里。


“校长竟然鞠躬致敬,感觉不同以往啊!”

 

01 

不是感觉,而是真的“不同以往”了。


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成为翰林院编修,可谓前途似锦。


蔡元培却辞官而去——回绍兴办学堂。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


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


蔡元培不满其独裁,毅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


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亦回了一句:“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他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朋友纷纷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


如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等人物,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北大。


而面对好友劝阻,蔡元培道谢后毅然前往!也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02


彼时北大学子,“官二代”和“富二代”居多,喜爱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却对读书毫无兴趣。来北大读书,只为一纸文凭,以便为官。


老师,多是开后门进来的不学无术之徒。所谓讲课,便是把讲义印出来,分发给学生,然后诵读一遍就完事。


史学家顾颉回忆: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车直奔“八大胡同”。


学生中还流行“结十兄弟”。


就是十个学生结拜为兄弟,毕业后各自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出一批贪官污吏!


顾颉刚说:“所以,当时的北大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走马上任了。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一开口,便对大学的作用进行了精准定位。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随即,蔡元培向学生明确指出: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这一天,蔡元培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此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


当时还是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


“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


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


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


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随后,蔡元培委托鲁迅设计了北大校徽。


鲁迅采用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将“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


意为“三人成众”,肩负开启民智之重任。


▲ 蔡元培设计的北大校旗

而蔡元培自己则为北大设计了校旗:


用红色代表物理、化学等“现象的科学”;


用蓝色代表历史、生物进化等“发生的科学”;


用黄色代表植物、动物、生物等“系统的科学”;


白色是七色的总和,故用其代表自然哲学;


黑色可视作“无色之色”,故用其代表玄学。


北大之宏大抱负,尽展于校旗校徽中!


 03 


彼时刚接到委任状的蔡元培直奔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一家旅馆找到陈独秀,开门见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却不愿:“我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蔡元培说:“也可以在北京办啊!”


陈独秀仍不愿:“我觉得还是上海好。”


蔡元培没有放弃,每隔一天就往胡同跑。


半月后,陈独秀终于被打动:“那我留下来吧!”


但陈独秀既没学位,也无任教经历。


要说服教育部同意,不是一桩易事。


据传,蔡元培竟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陈独秀这才得以“妥妥地”进了北大。


▲ 陈独秀

1917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寄给了蔡元培,希望得到赏识——进北大读书。


不料蔡元培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面对邀请,梁漱溟哪里敢答应,只得推辞:“我只有中学学历,而且近几年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


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彻夜长谈:“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别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


梁漱溟感叹:“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子成了北大教师。”


▲ 梁漱溟

“性是学问,是一门艺术,


性生活是人生美好的精神享受,


它有利于男女双方的身心健康……”


这是性学博士张竞生编撰的《性史》。


按今日之开放度,张竞生《性史》部分观点,亦不能被大众所接受,更不要说当时之民国。


故张竞生被视为“中国文妖”,人人避而远之。蔡元培却邀其到北大教授哲学。


有好事者跑到校董那儿告状,校董让蔡元培抄录20遍旧学堂之规矩。


蔡元培拂袖而去:“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不如待在翰林院好了。”


▲ 张竞生

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允许外校学生在北大上课,华罗庚、沈从文等,都做过北大旁听生。


1920年,蔡元培更是石破天惊——让北大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帷幕。


▲ 北大历史上最早的三位女生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这是蔡元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人才为大学之根本,兴化致治,必俟得人。”


这正是蔡元培千方百计延揽人才之原因。


正因不拘一格揽人才,北大师生力量才得以大幅提升。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思想旗手云集北大。


陈垣、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


李四光、丁燮林、翁文灏、朱家骅等学科大家群起响应。


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朱自清等模范学生应声寻来。


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


实现了蔡元培所冀望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而正因如此,彼时的北大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在这里,有胡适、钱玄同等绝对提倡白话文学,


也有黄侃、刘师培等极端维护文言文学,


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就让他们并存。


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


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


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


蔡元培也毫不干涉。



可以这么说:当时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并坐讨论;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同席笑谈。”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 蔡元培与马寅初等合影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


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并指出:“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


但胡适觉得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是牵强附会。


于是准备寻找《四松堂集》,以推翻蔡之观点,不料四处寻找而不得,胡适逐渐心灰意冷。


偏在此时,蔡元培托人找到此书,送上门来。


胡适根据书中史料记载,证明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此等雅量,天下几人哉?


陈独秀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以身垂范,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 1921年的蔡元培

“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


正唯坚持与发扬“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北大人才方得以大师辈出,北大学术方得以硕果累累。


北大,遂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阵地和学术之中心。


 04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


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


“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才可能重新振兴风气。”


1918年初,蔡元培率先发起成立了进德会: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凡要入会者均须填写“志愿书”,


写明自己愿为何种会员,签名盖章,入会以后,违反戒律者,将被罚之。


陈独秀、马寅初、胡适等人,选择了甲种会员。


蔡元培和傅斯年等人,选择了乙种会员。


梁漱溟、李石曾等人,选择了丙种会员。


蔡元培践行承诺,终老没有一犯,绝对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三条,成为公认的模范会员。


▲ 蔡元培书札

在蔡元培率先垂范之下,


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嘟嘟冒出。


静坐会,“以为卫生进德之助”;


技击会,“以强壮体格研究我国固有之尚武学术”;


体育会,“以强健身体活泼精神”;


雄辩会,“以阐发学理修饰辞令”;

…………


社团并起,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


林语堂对此深有感触说:


“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染其中。”


“人人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以求不落人后。”


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


梁漱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当时,北大还有不少外籍教员,其中一个叫克德莱的英国人,仗着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亲信,屡屡缺课,还经常混迹烟花之所。


北大评议会讨论决定:规范校纪,予以解聘。


克德莱被北大评议会开除后,朱尔典找到总统黎元洪,提出外交干预。


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总长游说蔡元培,朱尔典也亲自出马找蔡元培谈判,


蔡元培说了四个字:“绝无可能。”


最终不惜对簿公堂,以“胜诉”方才平息此事。


教授治校,规范校纪,北大之师生面貌,焕然一新。


学生罗家伦评价说:“陈陈相因、敷衍塞责之流弊由此尽去。”


北大不但由此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也成为中国最规范之大学。


 05

1940年3月3日早晨,移居香港的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之昏厥。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出殡之,很多香港市民闻声出来看热闹,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蔡元培是何许人。


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


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此后,蔡元培之名在中国渐渐消隐,如同他隐没在杂草丛生中的墓穴。


1977 年,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他四问路人,没想到竟然无人知晓,几经周折,才在一处华人公墓内找到。因多年没人看顾,蔡墓已被荒草湮没。余光中心中一酸,顿时泪洒衣襟。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正好目睹了“五四运动”整个过程,了解北大的历程后,他感慨万千: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


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


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


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


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北大红楼今犹在,不复当年蔡鹤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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