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婷:明清才女文化教育对《红楼梦》群芳的影响

红楼天问2019-04-15 15:19:56


明清才女文化教育

对《红楼梦》群芳的影响



王炜婷



明清才女文化的发展给闺阁女子带来更多的发展契机,闺孰师的盛行、女性诗词社团的成形、女性出版物的激增为明清的社会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脂粉气息。本文不以个体的才女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而是将才女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予以分析,研究其对传统闺阁女性的影响。才女文化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化特征,其后所暗藏的是女性教育的崛起、女性对传统观念突破的尝试等。相比较黄介媛、柳如是等社会角色较为复杂的女性,通晓诗书的闺阁女性作为一批潜在的才女群体,心已在天外,而身仍被束缚在高墙内,这种两难的困境伴随着她们一生。因此,在大量文学作品中,皆借表现女性冲破这一困境自有追寻自我来完成女性解放的启蒙,如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的日记》等。罗兰夫人、茶花女等从西方引进的女性形象给清末民初的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在传统才女文化的基础上,家族女性开始尝试脱离与家庭间单一的依附关系,通过女子学堂、文学社团等形式从社会公共空间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权利和尊重。然而,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引进并不足以完成中国女性如何从传统枷锁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命题,因此,从明清女性文化的发展变化中寻找其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从断层中剥离出联系的命脉,更有助于在“社会性别”这一历史范畴中解读现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

 


《红楼梦》的产生与明清才女文化高度繁荣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明清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为女性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舆论空间。才女们通过宗教活动、研习诗书、结社唱酬等方式,从生活空间的延伸、日常生活内容的转变及男性社会的认可三方面,打破了传统儒家性别伦理中关于男女之职有严格区别的界限,突破了“妇人之事,存于织紝组紃、酒浆醯醢而已”[1]的社会界限。笔者将以《红楼梦》中女性形象塑造为切入点,分析才女文化在家族教育文化、社会角色、女性思想三方面对明清儒家传统男性本位思想的突破。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成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馀……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红楼梦》开头这一番话已经奠定了此书中以女子占主导的形象地位。而根据本书的环境背景设定,则将女性的生活空间界定在宁国府和荣国府之中,但是,真正能体现出各女儿才情的舞台却是在大观园之内。黛玉在荣国府内的出场便预示了其非凡的诗书才华,但是其主要是从侧面的神态描写入手,而她真正向宁荣两府众人展现其才华是在元妃省亲的诗歌会上,以《杏帘在望》获得了元妃的称赞。因此,相比于大观园的自由的文化建构空间,宁荣两府则代表了皇权主导下世代功勋的男性社会,众女儿从荣府搬到大观园的过程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我空间。



家族是才女们成长的主要环境,除了一般的妇德教育,明清女性教育的兴起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而不同的家族教育环境也为创造除了不同的才女生涯。纵向而观,在《红楼梦》中,三种不同层次的女性教育理念表现出了不同的教育成果和女性思想观念,塑造了不同层次的女性文化形象。抛开各管家和仆人的小家庭,主要涉及了贾、薛、王、史四大家族的兴衰。贾家两房有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姐妹,然而在第三回“托内兄如海荐西宾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中,三姐妹虽然都从闺孰师上学,但贾母一句“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字罢了”,表现了贾家对自家女儿读书的态度,大家女儿读书认字是必要的,但不必精于学业。所以,单就学问而言,贾家四姐妹并不能在大观园中算得翘楚。因此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并没有将其作为表现人物的重点,仅是在元宵灯谜会和海棠社诗会上略有带过,在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伦乐宝玉呈才藻”中有写道,“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似难与薛林争衡,只得随众应命”。相比贾家嫡系的女儿,黛玉与宝钗作为贾府的亲戚但却更得贾母的喜爱,且两人的才情在大观园中也数一数二,在亲戚们中间也颇有名气。黛玉出生于姑苏世禄书香之族,其父林如海亲自教他识字,假充养子,并为她延师贾雨村;宝钗祖上是金陵书香之家,家中以皇商为业,其父在日极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十倍。因家中父亲的重视,黛玉与宝钗在启蒙教育中都得到了较好的培养,黛玉文风飘逸,宝钗端庄大气,两人在学识方面都有过硬的基本功且自成特色。两人都曾在贾家表面兴盛之际思虑到了大厦将倾的后顾之忧,用诗文表现了自己的忧虑之情,相交旁人闺阁之语,立意更为深刻。薛家的另一位才女薛宝琴却与宝钗又不相同,宝琴的学识并没有黛玉深,人情世故也并不如宝钗,但是“他从小儿见的世面倒多,跟她父亲四山五岳都走遍了,”因此她对社会和人生有不同于传统闺中女子的思考。游历山川河海的经历为薛宝琴提供了不同于常人的诗歌创作题材,她写下的咏史怀古类的十首诗歌,引得众女儿称奇道妙;其随父亲去到海外“真真国”的经历也也为园中女子打开了新的世界。薛宝琴的出现正是把读者的视线带出了贾府,带入了明清社会存在的江南才女群体。作者通过可以将宝琴塑造为一个完美的才女形象,正是要借她展示江南才女群体的优秀性。宝琴作为才女文化群体的抽象化象征,她不是个体的,而是指一群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最优秀的才女形象。家庭对女性教育的重视给女性得到了更多表现自身情感的机会,虽然完全自由的女性学习环境在社会桎梏中是不存在的,学识更多是作为一种女性的婚姻附加价值得以体现,但是才女文化也是以此为基石逐渐成型,即使建立在男性本位的教育文化之上,但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



明清小说中才女文化的发展带动了女性社会角色的多重变化,家庭内围界限的渗透打开了女性对自身的禁锢,以诗文、绘画、音乐等方式表达女性自身所特有的对个人生活的独特情感,其作品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使得女性的社会文化角色与传统的男性文人角色或多或少地产生交替,才女们得以从单一的家庭传统妇女形象转变为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形象。《红楼梦》中,作者明显地划分出了上层主子们的形象特征:一类女子才学不多,受制于家庭环境的纷扰,社会角色较为单一,如王熙凤、贾迎春、尤氏姐妹等;一类女子学识颇深,在所限的空间中尽力寻求轻灵自在的生活,其社会角色在其所思所想的范围内能够潜在地完成社会角色多样化的转变。凤姐虽行为泼辣,性情颇与寻常家庭女子不同,但是她始终被束缚在琏二奶奶、王夫人的侄女、邢夫人的媳妇等种种由血缘关系所定位的社会角色中。面对贾琏偷娶尤二姐的行为,她明白在传统的社会伦理情法中她是没什么可说的,因此也只有在假意接尤二姐回荣府居住之后折磨尤二姐,才既能为自己挣个好名声,又除了这个眼中钉。在封建礼教社会中,即使如凤姐般手段精明,却也只得付了卿卿性命。黛玉一般的女子则将自己的社会角色至少分为两面,一面是家庭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一面是杏花微雨中的自我徜徉。《红楼梦》在描写这两类人物的生活日常方面也极为注意,在前者则着注重叙事描写,意在推动情节的发展,在后者则有意放慢节奏,以细节描写、言语描写、神态描写等多种手法表现其生活情趣,从这些细微处展现了大观园内一众才女的文化生活。以园内众人结社为例,探春下帖,笺上如是写道,“今因伏几处默,忽思历来古人,处名攻夺利之场,犹置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孰谓雄才莲社,独许须眉;不教雅会东山,让馀脂粉耶?”园内姊妹一应而起,也以诗翁自居,各取名号,将平日闲散的诗歌爱好做成一桩正经事。不仅如此,在诗歌题材创作和用词遣句方面,也立出规矩,尽力摆脱闺阁之语。其中,宝钗在秋日菊宴上所做,讽刺现行官场黑暗的螃蟹诗,便是展现才女们的思想空间突破传统界限的重要表现,也是宝钗这种端庄敦厚的大家闺秀的摆脱世俗控制的一次痛快尝试。才女们以诗学为创作的主要形式,与男性主流经学致世的思想并不一致,因此,男性能够在非主流的文化创作形式中给女性诗人留出一定的空间,使得女性能够在保留传统家庭形象的同时开拓出其它的社会文化形象,并赢得男性社会的某种认同。虽然这种社会角色并不鲜明,大部分的才女囿于礼教观念的制约不能够倚仗其才情作为社会职业,但是家庭内部的才女文化的流传成为了民国初年女性主义启蒙运动的潜藏力量。



明清女性思想的发展并不能上升到质的层面,才女文化的发展基础依旧是以封建男性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儒家文化,因此,在典型的女性文学作品中,女子的创作题材皆逃脱不了“贞”、“德”观念的束缚。另外,在创作题材的选择方面,多会选择表现闺阁之内的女儿心思,极少涉及时事政治、忠君报国等男性经常在作品中采用的题材。因此,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清明之际,才女文化的传播虽然为女子打开了关注个人情感的大门,但是没能够上升到对封建礼教的勇敢反抗。尽管如此,女性也不再一味委曲求全,智慧聪敏的才女形象成为众多闺中女子的追寻对象,其中以“情”为主题作为撬开女性身上枷锁的钥匙的思想,对礼教思想中女性应依附于男性等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红楼梦》中,宝玉与黛玉的情感纠葛成为贯穿全文的一条情感主线,不仅在推动情节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作者通过塑造宝黛为情痴迷的状态表现了明清才女文化的一大特点,即“情”。他们的情感体验是通过诗书和日常生活间的沟通而产生的,而因着金玉之说俩人也不知拌了多少嘴,在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多情女情重愈斟情”中,只因阖家去道观祈福时,宝玉在张道士奉上的礼物中偏中意了与湘云身上佩戴的金麒麟相似的饰品,引起了黛玉的不满,二人在潇湘馆中大闹一场。虽是吵闹,但话里头皆带着对对方的在意,作者在此处明写到,“看管,你道两个人原是一个心,如此看来,却都是多生了枝叶,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难以备述。”而后,贾母用一句话评价二人,说的更为通透,即“不是冤家不聚头”,表现了二人的情感朦胧状态。在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中,宝玉大胆地向黛玉表明了自己的心意,通过“你放心”三个字正式达成了私下里的契约,在之后的文字中,再也不曾出现宝黛争执的场面,就算在黛玉知道宝玉将娶宝钗之后,却也不曾怀疑过宝玉对自己的真心。黛玉与宝玉的相互钦慕如许多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一样,都违背了“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思想。在以如“梁鸿接孟光”为代表的妇德观念中,夫妻婚后和睦方为正道,未出嫁的女儿不止未见过夫婿的相貌,就连在听到别人在谈论婆家之时也应当回避,因此,若宝玉黛玉般所存的心思是为主流社会所不容忍的。即便如贾母般开明的人物,在荣府元宵夜宴上也公开表现了对如《凤求凰》一般才子佳人话本的不满,所以宝黛的爱情才会让读者觉得愈加珍贵。

  



[1]魏收《魏书》卷九十二,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19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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