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 ‖ 民国学人“文艺复兴”路径上的“积极”与“消极”

南国学术2019-04-23 20: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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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卫威,1985年、1988年在河南大学分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1年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1—2001年任教于河南大学,1994年晋升为教授,2002年始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人物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胡适传》《茅盾传》《吴宓传》《东北流亡文学史论》《望南看北斗:高行健》《“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民国大学的文脉》等

摘  要

民国时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深远,然而无论是运动期间还是运动之后,在观念导向上均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种思路。前者以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的“文艺复兴”和“国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中呈现“积极”的导向;后者以南京东南大学“学衡派”成员的文化、文学观念为代表,与前者相比显示出“消极”的一面。“积极”和“消极”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力量。作为反对新文学,制衡、牵制新文学激进、霸权的“学衡派”,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是以一种批判力量存在的。两者较鲜明的对立有两次:一次是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于1922年1月创办《学衡》,公开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新文学,坚守古体诗词创作,认为“提倡新文化者”为社会带来了“弊端”“恶果”;另一次是1923年12月,为应对北京大学的“整理国故”,东南大学的顾实等人发起另一套整理国故的“计划书”。在与新文学家争夺话语权失败后,他们在东南大学创立中国第一个“西洋文学系”,另辟蹊径,试图在大学学科建设上有所作为,以另一种方式抗衡新文学。梅光迪在1944年提交的《国民参政会提案二件》中,明确反对国内教育界“故步自封”,主张战后“请教育部通令国立各大学增设东方语文系”,“改国立各大学现有之外国语文学系为西方文学系”。这是梅光迪在创立“西洋文学系”后,又一次为中国大学学科建设留下的一项积极宝贵的建言。梅光迪病逝后,他所倡议在中国各大学“增设东方语文系”的主张,首先在1946年胡适回国执掌北京大学时实现了。胡适请留德十年归来的季羡林创立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东方语文系”。梅光迪的转变也成为傅斯年反对设立“国学”学科的理由之一。“西洋文学系”是民国文学教育空间里自然生长、短暂绽放的一支奇葩;“东方语文系”却成为跨越民国、共和国两个时代,近七十年独立不倒的一棵大树。综观民国学人在“文艺复兴”路径上的不同思路,“积极”也好,“消极”也罢,其实在文明进步大方向的选择上是一致的。面对激进、革命的大潮,“学衡派”的历史价值恰恰在于他们身处弱势的文化坚守,以及不得不承受变革的付出。

关键词

 民国学人  文艺复兴  积极  消极  西洋文学系  东方语文系


民国时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深远,然而无论是运动期间还是运动之后,在观念导向上均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种思路。前者以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的“文艺复兴”和“国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为代表,后者以南京东南大学“学衡派”成员的文化、文学观念为代表。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力量。本文无意设置谁是谁非的标签,只是想依据新出版的《钱玄同日记》《傅斯年遗札》等基本史实材料,对相关言论进行梳理和反思,探寻未来文化发展的建设性策略。


  “积极”与“消极”

1917年3月8日,胡适(1891—1962)在日记中抄录了古希腊诗人荷马《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一句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同时又写道:“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话语中显露出的是一种昂扬奋进的积极力量,一派领袖群伦的自信。

正是这年1月,胡适借助《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并由此引领一场中国文学的变革。文学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豪迈的步伐,语言文字的变革成为变革中国文化最有力的推波助澜的手段和最有效的传播新知识的工具。这一划时代的文学革命和文化运动,后来被胡适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正是这突如其来的白话新文学运动,使胡适“暴得大名”,最积极的响应者钱玄同(1887—1938)也随之浮出中国思想文化界。这两位新文化领导人一个引领文学革命,一个领导国语运动,相辅相成,言论颇有时代感,引起的讨论也最具时代性。

胡适1917年在美国写作博士论文时就明确指出:“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与五年之后即1922年吴宓(1894—1978)为《学衡》所写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基本一致。胡适进一步强调说,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办法,“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他顺应时势,登高而招,顺风而呼,自然成为“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1934年,陈寅恪(1890—1969)在为冯友兰(1895—1990)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说的一段话,与十七年前胡适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一致,可视为最心仪的响应。陈寅恪说: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陈寅恪与汤用彤(1893—1964)是“学衡派”成员中与胡适彼此敬重、信任、可以事相托付的朋友,在实证、考据的“道问学”上也颇为一致。

有着留学日本经历的章太炎得门生、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在1917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往访尹黙,与谈应用文字改革之法。余谓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论,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能为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余则素乏文学知识,于此事全属门外汉,不能赞一辞。而应用文之改革,则二君所未措意。其实应用文之弊,始于韩、柳,……今日欲图改良,首须与文学之文划清,不可存丝毫美术之观念,而古人文字之疵病,虽见于六艺者,亦不当效。

1月20日,他又明确指出:

大凡学术之事,非知识极丰富,立论必多拘墟,前此闭关时代,苦于无域外事可参照,识见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交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识,以与本国参照。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于本国学问之观察亦愈见精美。乃年老者深闭固拒,不肯虚心研求,此尚不足怪,独怪青年诸公,亦以保存国粹者自标,抱残守缺,不屑与域外智识相印证,岂非至可惜之事?其实欲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缺,深闭固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

这可以看做是钱玄同对“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最好响应。一个熟悉中国文化底蕴,旧学功力深厚的语言学家,从旧学阵营里首先站出来,响应胡适、陈独秀(1879—1942)的文学改良,引领国语运动,并旗帜鲜明地判分出“积极”与“消极”两大阵营。随之,他敲开“铁屋子”,鼓动鲁迅(1881—1936)为《新青年》写了《狂人日记》,自己也出来挑战“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将章太炎门生的半数拉到新文学阵营。

 

  文艺复兴的不同路径

虽然新文学运动持续高涨,但也并非靡然顺风。五年之后,它在南京东南大学就遇到强大的抗拒性阻力。1922年1月,《学衡》创刊,留学归来的学界新秀梅光迪(1890—1945)、吴宓、胡先骕(1894—1968)等公开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新文学,坚守古体诗词创作。梅光迪在《学衡》第1期刊出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说,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的提倡者“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病”。胡先骕在《学衡》第1、2期发表批评胡适的长文《评〈尝试集〉》,将其开新文学风气的作用一笔抹杀,认为“胡君之诗与胡君之诗论,皆有一种极大之缺点,即认定以白话为诗”,“《尝试集》之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胡君者,真正新诗人之前锋,亦犹创乱者为陈胜、吴广,而享其成者为汉高。此或《尝试集》真正价值之所在欤”。梅光迪认为“提倡新文化者”为社会带来了“弊端”“恶果”,胡先骕将胡适的《尝试集》的价值和效用视为“负性”的。他们正是钱玄同所说的从“消极着想”,而没有看到新文化、新文学“积极”的一面。

写日记骂人,是一些文人的习惯。日记作为文人学者的私密写作文本,通常出现在身后文集或全集之中。当时能够公开见诸报刊文集的相关文字,对具体事态、人物的反应,多半淡化或文饰了原本要说的真话。作为浪漫诗人的吴宓,对新文学最为敌视,这首先表现在他的日记上。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看到北京大学的《新潮》杂志,便产生敌视,在日记中写道: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

这种强烈的反抗新文学的情绪,影响了吴宓本人对国内思想学术界的判断。他偏至地把“学生风潮,女子解放”一概加以否定,把各种新思潮视为“邪说异行,横流弥漫”,把新文学视为“乱国之文学”,“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之时,皆必有之”,是“土匪文学”,并且说“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他对新文学的基本看法是:

“新文学”之非是,不待词说。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西文有深造者,亦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

事实上,北京大学的学子傅斯年(1896—1950)、顾颉刚(1893—1980)、毛子水(1893—1988)等读得的“中国书”绝对不是几本,他们不是“皆不赞成”新文学,而是由赞成变成了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作为黄侃(1886—1935)、刘师培(1884—1919)选好的仪征学统或太炎学派继承人移旗改帜,归到胡适门下,并挥举《新潮》反戈一击。吴宓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的毕业生,到美国学习西洋文学,倒是真没有“读得几本中国书”。他一生读得最熟、讲得最多的是《红楼梦》。他甚至将自己比作多情的贾宝玉。他在1919年4月25日的日记中说陈寅恪中西学问皆甚渊博,而自己“中国学问,毫无根底”。他把汪缉斋(敬熙,1893—1968)去当《新青年》《新潮》编辑、冯友兰赞成并竭力鼓吹新文学、吴芳吉(字碧柳,1896—1932)亦趋附新文学看做是“倒行逆施”,将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视为“贻毒召乱”。

面对国内新文学运动的汹汹大潮,吴宓、梅光迪等相约学成回国后与胡适、陈独秀等相对为垒,大战一场。因此,当1920年3月杨伯钦邀请吴宓回国到四川任教时,被吴断然拒绝了。他表示,回国后要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居京师这所全国所瞻系的高校,好与新文学阵营交战,并在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宓归国后,必当符旧约,与梅君等,共办学报一种,以持正论而辟邪说。非居京,则不能与梅君等密迩,共相切磋;故不克追陪杨公,而径就北京之聘,至不得已也。

3月28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

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海谓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实属怪异。然亦足见今日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经若辈此一番混闹,中国一线生机,又为斩削。前途纷乱,益不可收拾矣。呜呼,始作俑者,其肉岂足食乎?

同时,还在4月19日的日记中对新文学倡导者进行诋毁:

今之倡“新文学”者,岂其有眼无珠,不能确察切视,乃取西洋之疮痂狗粪,以进于中国之人。且曰,此山珍海错,汝若不甘之,是汝无舌。呜呼,安得利剑,斩此妖魔,以拨云雾而见天日耶!

这样的言论,堪比国内1919年林纾(琴南)欲将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学倡导者“食肉寝皮”的短篇小说《荆生》《妖梦》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吴宓一度精神恍惚,情绪错乱。他说,面对国内文学混乱,自己“忧心如焚”,担心回国之后难挡邪说横流,也无处藏身。他对“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难以接受,认为这些“邪说流传”,“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湮丧”。他感到前途黑暗,苦难重重,为此,想到了自杀,并说“近来常有此想”,“诚不如自戕其生”,并在4月19日夜经历了一次自杀未遂的折腾。之后,他认为“沧海横流,豺狼当道。胡适、陈独秀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事”,因而害怕到北京任教,最终选择了南京,在东南大学创刊的《学衡》上实现了与胡、陈“鏖战一番”的愿望。

事实上,回国后的吴宓对“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很快就接受了。他为追求毛彦文(1898—1999)而自毁家庭,在追逐新女性时成了他从前所反对的“邪说流传”“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湮丧”的最积极的实践者。梅光迪与他一样,也抛妻弃子,选择与自己学生李今英结婚。吴、梅两人所不同的是,前者离婚后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没有再建成一个幸福的家庭,悲苦后半生;后者为爱再婚又新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吴宓在《学衡》第4期刊出《论新文化运动》一文时,言辞已有所收敛。他说,中国的新文化简称就是欧化。清末以来,欧化则国粹亡,新学则灭国粹。“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采。”《学衡》对新文化—新文学领导人的批评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只可惜,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期而进入收获期,作为“语体文”的白话新文学已于1920年1月通过教育立法进入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本,白话新文学作家也在报刊媒体取得了文学话语的霸权。对此,钱玄同保持了特有的自信,在1923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宇众因谓教育界亦极可悲观:南开主张读经,东大有《学衡》和《文哲学报》。这都是反六七年来新文化运动的现象。我觉得这种现象并不足悲,而且有了这种现象,新文化更加了一重保障。你看,袁世凯称了一次皇帝,共和招牌就钉牢了一点;张勋干了一次复辟的事,中华民国的国基就加了一层巩固:这都是很好的先例。”

“学衡派”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批评,可以说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语境错位。从诗学的基本概念和西方文学的发展演变来看,胡先骕、吴宓和稍后的梁实秋(1903—1987)直接拿白璧德(I. Babbitt,1865—1933)反对浪漫派的东西来反对胡适现实派(写实派)的诗歌,思想方法的直接移植与中国现实并不对接。他们是拿浪漫派的理论来批评现实派,而现实派是在浪漫派之后的东西。吴宓所推崇、敬慕的浪漫派诗人拜伦(G. G. Byron,1788—1824)、雪莱(P. B. Shelley,1792—1822)也讲格律,更是主情,张扬自我,美化中古。胡先骕、吴宓注重诗词格律,美化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的主张和诗词创作,这点也可以说是身为浪漫派而又起身反对浪漫派。由于胡先骕、吴宓本质上是属于浪漫派诗人,而胡适则是现实派,他们的斗法有“关公战秦琼”的荒诞性。陈寅恪对吴宓的看法是:“昔在美国初识宓时,即知宓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吴宓在1936年3月1日《宇宙风》第12期发表的《徐志摩与雪莱》一文明确承认:“志摩与我中间的关键枢纽,也可以说介绍人,正是雪莱。”“我那时沉酣于雪莱诗集中(虽然同时上着白璧德师的文学批评课),以此因缘,便造成我后来感情生活中许多波折。”“我一生处处感觉Love(所欲为)与Duty(所当为)的冲突,使我十分痛苦。”这一痛苦的根源,即作为主观情感上的浪漫诗人与信念理性上的古典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分裂。

在阐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看似对立的基本观念时,以赛亚·伯林(I. Berlin,1909—1997)强调:“在目的一致的地方,惟一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手段问题。它们不是政治的,而是技术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高涨,得益于一个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年代,自由批评、自由讨论是学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体现。不论积极或者消极,那时的学人都有这份充分的自由言说的权利。北京大学“新青年派”“新潮派”与南京东南大学“学衡派”都在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寻求现代的转机,即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可以借用的外来术语“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西学的外来词,原意是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特指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尤其用来昭示欧洲走出中古时代迈入近代的开始。

“文艺复兴”一词自民国以来在文化教育界被广泛使用,且在《新青年》杂志上出现的频率很高。这既与清王朝被推翻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重建(复古求新,重建文化秩序)有关,也是知识分子应对西方外来文明冲击时的文化响应。有两个有趣的实例可以说明知识界是如何借助西学来关注本土的文化变革的:吴宓在清华学校读书时把将来要创办的刊物名字都想好了。他在日记中说,他日所办之报的英文名“Renaissance”(《文艺复兴》),意在“国粹复光”。而1919年1月北京大学胡适的学生所办刊物《新潮》的英文译名也是“Renaissance”。但“名同实异”,呈现出“消极”与“积极”的极大差别。这种“消极”,也就是梅光迪所说的“缺乏创造性”。因为《新潮》的英文名称用了“Renaissance”,所以《学衡》创刊时的英文名称为“The Critical Review”,意在批评、制衡新文化运动。余英时强调,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将《新潮》的英文译名定为“Renaissance”,“乃源于胡适的启示”。

梅光迪是在1915—1917年与胡适讨论文学时,把胡适“逼上梁山”的。胡适回国后立足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学革命的领袖后,梅光迪却在南京大学组织力量创办《学衡》,再次挑战胡适。胡适的成功,让梅光迪在失落中变得更加消极和保守。他在1930年所作的《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一文中承认,自己在《学衡》创办伊始的言论是因为“心中的逆反情绪”;同时,也“觉得所谓的‘中国复兴’的领袖们引进并鼓吹的许多新思想十分幼稚且不可靠”。胡适1933年在美国做了多场演讲,演讲内容结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更强调这一“复兴”并未完成,且是在进行之中的。随后,他不断讲“文艺复兴”,一直讲到1950年代的台湾。1958年5月4日,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学会”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重点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现实及思想文化曾经产生的重大影响和仍在发挥的巨大作用。直到晚年,胡适仍然拒绝担任台湾“全体大专院校校长集会”发起组织的“孔孟学会”的发起人。他在致梅贻琦(1889—1962)的信中说:

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个学派独尊的传统。我现在老了,不能改变四十多年的思想习惯,所以不能担任“孔孟学会”发起人之一。

他不担任“孔孟学会”的发起人,是早有心理基础的。1930年代,他对曾琦(字慕韩,1892—1951)说:

凡是极端国家主义的运动,总都含有守旧的成分,总不免在消极方面排斥外来文化,在积极方面拥护或辩护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凡提倡狭义的国家主义或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朋友们,都得特别小心的戒律自己,偶一不小心,就会给顽固分子加添武器了

所以,他更强调新文化的积极影响,在1940年1月3日的日记中特意重复几年前《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所说过的话:

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

这是胡适最为清醒的文化担当,是放眼世界,敢于开放吸纳西方先进文化的最积极的负责行为。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从文化的平衡发展来看,“激进”与“保守”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策略,是各有其贡献的。1935年10日,中央大学在南京举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校友聚会。在《国风》第七卷第二号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上,有吴俊升写的《纪念母校南高二十周年》一文。他说:

在文化的使命上,南高的成就,虽然在开创方面不能说首屈一指;可是在衡量和批判一切新思想、新制度,融和新旧文化,维持学术思想的继续性和平衡性这一方面,它有独特的贡献。在有些方面,诚然有人批评过南高的保守,可是保守和前进,在促进文化上,是同等的重要。而高等教育机关的文化使命,本是开创与保守、接受与批判缺一不可的。南高对于文化的贡献,如其不能说在开创与接受方面放过异彩,在保守与批评方面却有不可磨灭的成就。

正是这种“保守”和“批判”,才能“维持学术思想的继续性和平衡性”。

 

  “整理国故”的分歧

新文化运动高潮到来之后,胡适即发起“整理国故”。1921年7月31日,胡适应刘经庶(字伯明,1887—1923)主持的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邀请,到南京演讲《研究国故的方法》。他的观点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授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他将研究国故的方法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历史的观念,“一切古书皆史也”。二是疑古,“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三是系统的研究,“要从乱七八糟里寻出个系统条理来”。四是整理,“要使从前只有专门学者能读的,现在初学亦能了解”。1923年1月,他在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写的“发刊宣言”中又将之简化为三个方向: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数据。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顾颉刚对胡适的“宣言”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在1923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的“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专栏上写了《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指出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是研究而不是实行,是要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顾颉刚强调新文学运动与国故并不是冤仇对垒的两处军队,乃是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因为在新文学作家和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看来,“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新文化—新文学的成果。整理旧的是为了创作新的,即是为新文学寻求历史的依据和新的支撑点。同时,顾颉刚作为胡适的学生,他成了那个时代胡适最强音中重要的和声,并传承光大胡适的思想、学术。其后展开的“古史辨”讨论成为“整理国故”的高地。

原本在1922年1月创办《学衡》向北京大学胡适及新文化领导人发起了挑战的东南大学,两年后,为应对北京大学的“整理国故”,又发起另一套整理国故的“计划书”。南北两所国立大学的文学观念、学术观念再次出现尖锐的对立。

1923年12月,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刊出顾实(1878—1956)执笔(顾实起草,国文系通过并提出)的半文半白的《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1924年3月15日、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1420、1422号作为“专件”分两期连载。

顾实认为,治学功效在于联心积智。过去分心理为智、情、意三部,不如分主观、客观两面为简要。“其民族心理而主观客观俱强也,其学术必昌”,“故本学院整理国学,根据心理,假定为两观三支如左[沈按:原文为竖排,“如左”即“如下”]。客观:以科学理董国故——科学部;以国故理董国故——典籍部。主观(客观化之主观)——诗文部。”他特别说明东南大学国学院特设“诗文部”的缘由和“衡量现代之作品”的两大主义:

今日虽非君主时代可比,而共和国民,居安思危,见危授命之精神,又曷可少诸。大抵天地之间,无物为大,惟心为大,其民族心理之强弱,足以支配国家社会兴否,而影响及于兴衰存亡者,往往流露于诗歌文词之字里行间。强者必有毅然决然杀身成仁之慨,弱者必有索然愀然贪生乞怜之状。是知强者重视精神,弱者重视躯壳也。此其所以悬殊也。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公例,灼然不昧;风雅指归,万目共睹。故本学院特设诗文部。

诗文之设,非以理董往籍也,将欲以衡量现代之作品云尔。移风易俗,责无旁贷,效在潜默,渐而不顿。故揭橥目标,略示宗尚。诗文之求美,由其本职,无间优美壮美,宜采两大主义:一、乐天主义。二、成仁主义。若夫诗文之类目,总言之,则为韵文散文。分言之,则如小说戏曲之类皆是也。

清廷倒台后,中国出现幼稚、脆弱的宪政,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民主选举、议会、法制、人权等现代国家的基本元素,现代政治体制有了雏形。但这些现代国家的基本元素很快被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复辟所摧毁。新文化运动的主攻方向和最大的作用是解放个体,鼓动年轻人追求个性解放,成为自由、独立、自主的个人。因为这正是几千年来一人一家之天下的专制政治最怕的事。而顾实的文章表面上强调“今日虽非君主时代可比”,人为“共和国民”,但字里行间还在宣扬“杀身成仁”的“成仁主义”,所以,这份“计划书”一出现,便遭到北京大学多位学者的批评。由于“诗文部”的主旨是保存古体诗文,是消极地抵抗白话新文学的举措,而如今已是新文学运动开始七年之后的新文学时代;同时,又因“古史辨”的展开,南北新旧学术观念的对立越发清楚,即北京大学魏建功感受到的“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面对经史传统,北京大学师生的“疑”与东南大学师生“信”的分歧,也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在强烈的批评声中,东南大学“国学院”最终没能成立。

当时,“国粹”“国故”“国学”的用词不一,但内涵基本相似。章太炎对“国粹”有明确的所指和目的揭示:

为什么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语言文字。二、典章制度。三、人物事迹。

1905年废止科举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兴起,效法西方大学而设置的文、理、工、法、商、医、农七大学科,取代了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作为四部之学基础的“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和清代姚鼐(1731—1815)所提出的文章学(义理、词章、考据),也被整合到文科之内。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大学令》明确了“七科”之学的分类;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令第一号》的《大学规程·学科与科目》,明确分出文、史、哲基础门类,同时又将文学门分为国文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言语学,中国文学系在文科建制中也日趋独立。这时,自晚清因反清排满革命需要而兴的所谓“国粹”“国故”“国学”,被重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教育立法而分解到文、史、哲三个基本学科之中。北京大学有了自身所设置的文学门(系)、历史门(系)、哲学门(系)。学科的细化,是出于与国际大学学制接轨的实际需要。大学体制之外坚守所谓的“国学”,即被视为保守或消极,唐文治(1865—1954)自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退回无锡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只是现代大学之外少有的另类,无法改变和影响民国时期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大学体制的路向。

鲁迅是北京大学“整理国故”积极的响应者,他反对“国粹”派的意见十分明确。他借用一位朋友的话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反对“国故”最激进的要数吴稚晖(1865—1953)。他在1924年针对张君劢(1887—1969)、丁文江(1887—1936)“玄学与科学”的论争,写了《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一文。其中说道:

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胡适说吴稚晖是反理学的思想家,认为他的思想主张在民国初年的思想界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在1947—1948年选举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时,胡适极力推荐吴稚晖当选,理由是“他是现存的思想界老前辈,他的思想比一般哲学教授透辟得多”。吴稚晖所言“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的论断尤其一针见血,警示后人。

在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后,关于“国故”名称本身的讨论也一直在展开。为此,1927年上海群学社还出版了许啸天(1886—1946)编的三册《国故学讨论集》。尽管许啸天在编辑前言中嘲弄“国故学”,说可以从“国故学”三个字“看出我中华大国民浪漫不羁的特性来。这一种国民性,适足以表示他粗陋、怠惰,缺乏科学精神,绝少进取观念的劣等气质”,并表示:“反对中国人这浪漫的态度,紧接着便是反对这‘国故学’浪漫的名词。”许啸天在思想方法上与胡适同路,且个人私交也好,以至于他的文风都很接近胡适。

 

  从“西洋文学系”到“东方语文系”

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化教育界仍延续着“学衡派”(“宣传部长”“教育部长”张其昀为代表)与“新青年派”“新潮派”(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党史委员会主任罗家伦)为代表的两方势力的较量。1962年2月,胡适病逝于台北。恰好这一年,“学衡派”主要成员张其昀(1900—1985)在台北阳明山创办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同时新出的校刊就取名《文艺复兴》。随后他又参与策划影印《学衡》《史地学报》两大杂志。1966年11月12日,台湾为纪念孙中山(1866—1925)百年诞辰,由孙科(1891—1973)、陈立夫(1900—2001)、张其昀等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将这一天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

1949年以后,台湾知识界全面接受来自美国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观念,青年人尤其喜爱美国流行的时尚文化,出国留学也是首选美国。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出身的“学衡派”成员张其昀1949年以后在台湾兴学,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己任。他在谈到于阳明山创办中国文化大学时,还联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说它是对中国正宗文化的继承:

民国十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有南北对峙的形势。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而南高则是人文主义的大本营,提倡正宗的文化。“Classics”一字,一般译为“经典”,南高大师们称之为“正宗”。从孔子、孟子、朱子、阳明,一直到三民主义,都是中国的正宗。本人在南高求学期间,正当新文化运动风靡一世,而南高师生,主张融贯新旧,综罗百代,承东西之道统,集中外之精神,俨然有砥柱中流的气概。南高、北大成为民国初期大学教育的两大支柱,实非偶然。

张其昀的文章中实际上道出了“南北对峙”中新与旧、西学与中学、激进与保守、积极与消极的内在紧张关系,以及两者之间作为“两大支柱”的相互制衡。

1922年12月《学衡》出版第12期之后,梅光迪即不再为刊物写文章,实际上是退出了“学衡社”。作为反对新文学,制衡、牵制新文学激进、霸权的“学衡派”,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是以一种反对力量而存在的。梅光迪、吴宓都是西洋文学教授,在与新文学家争夺话语权失败后,试图在大学学科建设上有所作为,以另一种方式抗衡新文学。在梅光迪的积极倡言和努力下,东南大学在原有英语系基础上,新开设西洋文学系,并于1922年9月正式成立,梅光迪为系主任,吴宓为教授。据《吴宓自编年谱》1922年的时段所示:“今秋开学时,两系分立。学校命每一学生自抉自择:或转入西洋文学系或留在英语系(年级不变)。择定后,不许再改。——结果,四分之三皆愿转入西洋文学系。英语系益相形见绌矣。”其中,原南京高师英语科,现改制后的东南大学英语系七位女生李今英、吴淑贞、曹美思、陈美宝、张佩英、黄叔班、黄季马都转入西洋文学系。导致英语系主任张士一(谔,1886—1969)与西洋文学系主任梅光迪结怨。1923年9月,梅光迪、吴宓等新引进了留法的李思纯(1893—1960)和留美的楼光来(1895—1960),正谋求势力壮大、大干一场时,学校内部出现的办学理念分歧和政治势力纷争,梅光迪、张士一同时下台,两系合并为新的外国语言文学系,要求新系须兼包英、法、德、日语言及文学。新从哈佛大学回来的楼光来为新系主任。中国大学出现的第一个“西洋文学系”仅仅存在了一年。吴宓说自己“辞却北京高师校‘系主任’三年之聘约,舍弃每月300圆之厚薪,而到东南大学就任月薪160圆之‘教授’”,乃为“西洋文学系”而来的。既然这个系没有了,他便决定带着自己主编的《学衡》(由于原主编梅光迪自第12期后即不为刊物写文章,依照创刊之初的约定,不写文章即实际上退出“学衡社”)杂志一起离开。已有妻儿的梅光迪因陷入与李今英的师生恋,也无法在东南大学立足,只好远走美国教汉语。这也就自然导致“学衡派”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解散。

梅光迪后来的文化观念相对于《学衡》初期有重大的转变。1924年他离开东南大学后,长期在美国讲授汉语,直到抗战前才回国任教。他1938年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1944年提交的《国民参政会提案二件》中,明确反对国内教育界“故步自封”,主张战后“请教育部通令国立各大学增设东方语文系”,“改国立各大学现有之外国语文学系为西方文学系”,使得“吾人改变观念,重新估价,以弥过去之缺陷,以作未来之准备”。这是梅光迪自1922年9月在东南大学创立中国第一个“西洋文学系”后,又一次为中国大学的学科建设留下的一项积极宝贵的建言。1945年12月27日,梅光迪在贵州遵义病逝,他所倡议在中国各大学“增设东方语文系”的主张,首先在1946年胡适回国执掌北京大学时实现了。经由陈寅恪推荐,胡适聘请留学德国十年归来的原清华毕业生季羡林(1911—2009)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在为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撰写的《序》中说:

由于我的恩师陈寅恪先生的推荐,当时北大校长正是胡适,代理校长是傅斯年,文学院长是汤用彤,他们接受了我,我才能到北大来任教。……我一进北大,只当了一两个星期的副教授——这是北大的规定,拿到外国学位的回国留学生只能担任副教授,为期数年——立即被提为正教授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但梅光迪的建言在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却没有反应,反倒是在北京大学实现了。这可以看做是梅光迪“积极”建言的“结果”。与胡适相比,梅光迪确实是时运不佳:在美国和胡适讨论文学改良,把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回国发动文学革命,取得空前的成功,他却落入“学衡派”的消极对抗,根本无力与新文化对决的狭小阵营;自创中国第一个“西洋文学系”,却因自己和本系女学生谈恋爱,被本校的反对势力借机吞并掉了;首倡在中国大学设立“东方语文系”,自己不争气的身体却垮掉了,又被胡适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拔得头筹。“西洋文学系”是民国文学教育空间里自然生长、短暂绽放的一支奇葩;“东方语文系”却成为跨越民国、共和国两个时代,近七十年独立不倒的一棵大树。

据《吴宓日记》所示,1926年1月5日,他起草的《国学研究院明年发展计划及预算大纲》和《下届招生办法》在本日的校务会议上被否决后,又继续撰写《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19日,其《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再次被校务会议否决。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吴宓主张研究院办普通国学。研究院内部只有梁启超(1873—1929)一人支持他的意见,而王国维(1877—1927)、李济(1896—1979)两人都主张研究院应作专题研究,不授普通国学。张彭春(1892—1957)、陆懋德(1885—1961)也反对讲授普通国学。后来的实践证明,“专题研究”的路子走通了,在研究院也取得了成功。

梅光迪在国民参政会还反对设立专门的“国学”。他说:“谓今日焉有不识西文之国学家?焉有不治外国学问之国学家?”对此,当194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1893—1963)牵头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后改名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要增设“国学”一科时,傅斯年又站出来把它否了。

傅斯年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即关注北大的学科设置,在1918年8月9日致校长蔡元培的信中就明确表示“哲学门尤宜入之理科”。据顾颉刚日记所示,1928年,蔡元培(1868—1940)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以他原北京大学的三位弟子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1890—1956)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人。傅斯年长期执掌“史语所”,在学术界说话的影响力仅次于胡适。他认为历史学和语言学是科学,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而文学和艺术同,哲学是个体进入心里“空虚之府”的门径,因人而异,评判的标准难以掌握,在中国容易落入经学的玄奥陷阱,不符合科学时代科学法则。因此,中央研究院一开始设有“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不设立“文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他的潜在影响力有六十多年,直到1989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设立“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并且挂出的是带有“筹”字的招牌。这一“筹”,就是十年。十年后,才去掉“筹”字,正式挂牌。

傅斯年在1940年7月8日致信朱家骅,反对“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内增设“国学”一科时,就引用了梅光迪之说。傅斯年信中说:

民国元年严右陵到京师大学,即废经科改入文科,是时蔡孑(民)师在教部,废各地之存古学堂,皆有见于此也。以后文史之学大有进步,以质论,以量论,皆远胜于前,其所以致此者,即以学者颇受近代化,分科治之。上次参政会中有此提案,梅光迪痛驳之,谓今日焉有不识西文之国学家?焉有不治外国学问之国学家?国家何事奖励此等冬烘头脑之国学家?梅本国粹主义,而其言如此,实以彼有外国文学之基础,故与教育部莫名其妙者不同也。

今贵会已有历史、语言等科,如再设所谓国学,将何以划分乎?兄必不信冬烘头脑在今日可以治学问;然于史学,语学之外而有此,无异奖励此辈。教育部年来之开倒车,无足怪,乃兄亦谓必不可少,似亦颇受流俗之影响,今日之事,有近代训练者,于“国术”“国学”“国医”诸问题,皆宜有不可动摇之立场,所望于兄者,在主持反对此等“废物复活”之运动,奈何贵会复徇流俗也。且十四年前,兄在中山大学时始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弟亦躬与其役,一时于风气之转变,颇有影响,今设国学,无异反其道而行之矣。

且贵会已有历史、语言等科,则治所谓“国学”而有近代训练者,必不至见遗,何事多此一科,反为迭床架屋乎?且此辈治“国学”者,老幼不齐,要多反对近代化,贵会如办理此项补助,要求者必不可胜数,办理者无从下手,而自多事矣。故弟于兄“必不可少”之意见,转以为“必不可有”……

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傅斯年是胡适最得意的门生,他的意见是可以直接影响胡适、朱家骅决策的。他发现了反新文化的梅光迪的这一转变,并顺势加以利用。

 

民国的文化教育已成往事,新文化运动也已过百年,科学、民主以及由此所确立的和平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路向已经明确,特别是白话新文学带来的语言工具的进步,极大地影响了每个中国人的实际社会生活。与之相伴的新式教育、妇女解放、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等“个性解放”号召力也极大地改变传统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也好,消极也罢,在文明进步的大方向上,胡适和“学衡派”的选择是一致的。胡适受杜威(J. Dewey,1859—1952)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以激进为路径,追求社会、文化的全面变革与创新,一系列自由主义的言论中有过多实用的成分;“学衡派”成员受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表现出20世纪初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一些特质,其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双重特性,使其成为激进、革命时代的一种制衡、牵制和批判力量。当然,在激进、革命的大潮中,“学衡派”是弱势群体,其历史价值也恰恰在于他们身处弱势的文化坚守,以及不得不承受变革的付出。回眸百年新文化和新文学,不必纠缠于谁是谁非,以开放的心态,“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才能有所创获,这当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文化策略。

 

编者注:该文是作者承担的中国社科基金项目“激进与保守:民国大学两大学术传统的形成研究”(12BZW08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学衡派编年事辑”(13JJD750008)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南国学术》2015年第4期第141—153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到本公众号界面下端的“全部论文”栏目点击、浏览。


 责任编辑: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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